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因素

　　下半年以至明年經濟減速似乎已成定局。中國經濟在經歷了30年年均9.8%的持續高增長之后，影響經濟增長的一些主要因素已經或正在發生重要變化，經濟實際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的差距在縮小。

　　在這種情況下，經濟適當減速是很正常的。我們應該用發展的眼光來客觀地看待經濟減速。

　　在筆者看來，導致當前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調結構。調結構是轉變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實現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需要，是一項長期性任務。

　　調結構勢必要淘汰落后產能，導致產能過剩的一些傳統產業的投資下降。在目前產業結構調整期內，傳統產業的投資和產出都在下降，但新興產業的投資還不能迅速放大、新興產業還沒有形成氣候，還不能取代傳統產業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產業領頭羊。也就是說，在現階段，新興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還不足以彌補調結構所引致的傳統產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的漏損。于是，經濟增速下降也就是自然的，順理成章的。

　　二是資源和環境約束。30年的高增長，使我們付出了巨大的資源和環境代價。但是，這種靠拼資源、犧牲環境來換取高增長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難以為繼。

　　我國的資源總量和人均資源量都在顯著下降，大宗商品要大量從國外進口。因此，資源和環境已經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硬約束之一。

　　三是人口、制度和全球化的“三大紅利”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遞減。

　　第一，人口紅利。我國能夠實現30年的高增長，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有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優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行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戰略，出口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引擎，而出口持續擴大又主要得益于我們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優勢。我國的出口產品結構以“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占主導地位，加工貿易順差幾乎等于或超過貿易總順差。為什么外商把加工貿易企業大量建在中國?就是因為我們的勞動力成本低。但目前我國的勞動力市場已經進入劉易斯拐點，勞動力成本上升，勞動力低廉的比較優勢正在逐步喪失，加工貿易的對外轉移將成為必然趨勢。

　　第二，制度紅利。改革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激發了人們的勞動和工作熱情，提高了社會生產效率。以國企改革為核心的所有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要素市場的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成為推動經濟高增長的重要動力。較之拉動經濟增長的一般性經濟因素，改革對經濟高增長的作用無論如何不能低估。但近年來，在一些亟待深化改革的領域內，改革進展遲緩甚至近乎停滯，止步不前。改革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在下降。在分析經濟增速時，決不可將改革的因素排除在外而擱置不論。可以說，如果我們在改革上沒有新的起步和進展，只在圍繞經濟增長的經濟因素上下功夫，經濟增速肯定會受到影響。

　　第三，全球化紅利。開放是我國經濟高增長的助推器之一。大量引進外資和擴大出口，有力地促進了經濟增長，我們從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受益匪淺。但在完全履行加入WTO的承諾、對外開放的深度和廣度已經達到較高水平的情況下，全球化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在遞減。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后貿易戰、匯率戰此起彼伏，我國的外貿環境不斷惡化。自然，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也大打折扣。

　　四是經濟總量基數。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的經濟總量很小。1978年GDP總量只有3645億元人民幣，2009年已近34萬億，今年有望達到37萬億，是1978年的100倍之多。在這樣高的經濟總量基數基礎上，每年要繼續保持兩位數增長，就很困難了。

　　應該說，我國經濟正處于從高增長階段向平穩增長階段的轉折點。在經歷了較長時間的高增長之后，這樣的經濟增速轉型期必然會到來。從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實踐和歷史經驗看，沒有哪一個發達國家的經濟高增長可以持續50年或者70年。我國當然也不能例外。

　　因此，要全面、科學地分析影響中國經濟減速的各種因素，客觀看待和正確認識中國的經濟減速，同樣，面對可能的經濟減速，我們要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擴內需穩外需，盡可能穩定經濟增速，特別是要加大改革力度，激發和提振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充分發揮制度紅利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