苧麻制“入筒細布”穿著綠色

　　如果說廣州是對近現代中國服裝文化影響最大的城市之一，相信多數人不會有異議。其實廣州人對服裝的熱情絕不是在過去百年間才出現，炎熱潮濕的氣候不僅讓廣州先民們必須在服裝設計上面發揮高超創意，而且豐富的物產也讓他們在服裝材料的選擇上更加游刃有余和富有想象力。

　　南越王墓出土

　　世界最早印花版

　　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是廣州古代服裝史的重大發現。有一段時間在學術界有一種看法，即南越國沒有絲織品。這種說法的一個論據是：漢文帝派大夫陸賈第二次出使南越時，賜給趙佗100多件不同質地的絲錦衣服。此外，雖然之前在廣州等地出土過一些絲織品，但因嶺南土壤含酸量高，絲織品在墓中都腐朽碳化，無法考據是南越國產的還是外地輸入的。南越王墓出土的絲織品數量和品類不亞于以此著稱的長沙馬王堆漢墓。雖然已經全部碳化，但經過專家的認真加固和科學檢測，絲織物的組織和印染的花紋也可分辨清楚。它們種類豐富，工藝精湛。原料、色澤、圖案和工藝技術等有很大一部分與中原同期織物相似，但也有一些中原未見，很可能是本地織造。

　　專家指出，從出土的超細絹、云母砑光絹、黑油絹來看，南越國的繅絲、織造等工藝技術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南越王墓出土的印花紗圖案面積稍大，但圖形與長沙馬王堆出土的“金銀色印花紗”圖案基本一致。西耳室出土的兩件珍貴的青銅印花凸版，是世界最早的彩色套印版模，在科學技術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在此之前人們認為，印版是公元七世紀出現的，南越王墓印版的發現將這個時間提前了六七百年。

　　著名考古、文博專家麥英豪和黎金指出，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絲織品種類十分豐富，包括不下100匹的原匹織物，數量巨大、用來包裹銅器、玉石器、鐵器的絲絹，編織而成的綬帶和組帶，用來穿系器物，比如銅鏡、玉璧、玉佩飾等。其中屬于平紋織物的有絹和紗，屬于紗羅組織的有縐紗、羅，屬于重經組織的有素色錦、朱黑二色錦、絨圈錦等。

　　在這座漢代大墓中，考古專家們還發現了約500枚鋼針，長度在5.5～7厘米之間，分粗、細兩種，前者約300枚，后者約200枚。由之可以想見當時縫紉技術的進步程度。

　　苧麻制“入筒細布”太貴重

　　宋武帝下令禁止生產

　　魏晉南北朝時期，嶺南地區的紡織業進入了一個百花齊放的階段。在北方農民們仍舊普遍種植大麻作為紡織原料之時，他們的南方同行則進行了更加有想象力的探索。

　　根據《嶺南科學技術史》的記載，這時期嶺南地區的主要紡織原料之一，是苧麻和葛。這也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使用苧麻這一當代紡織工業中仍廣泛使用的原料的記載。到南朝劉宋時，廣州已經能夠用苧麻中特別潔白細長者織成精麗無比的“入筒細布”。這種布極為輕薄，一端八丈可卷入小竹筒尚有余地。由于織造此種精細華貴的布太費工費料，導致宋武帝親自下令禁止生產：“廣州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不過這位皇帝并沒有禁止苧麻的生產。

　　關于棉花的種植，早在古書《禹貢》中就有揚州(包括今廣東、海南島等)的貢品中有“島夷卉服，厥篚織貝”的記載。有研究者指出，“南夷木綿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也就是說“織貝”就是“吉貝”，而“吉貝”則是梵語“Karpasi”的音譯，意指棉花。因此有可能在先秦時期海南島等嶺南之地便有了棉花的種植。到了三國時期，更多的人在著作中提到了用“絲布”、“古貝木”或“吉貝”、“木綿”織造的“五色斑布”。專家指出，中國古籍中提到的“木綿”有兩個含義，一指攀枝花，也就是如今廣州街頭常見的木棉樹，二指棉花。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以前嶺南種植的都是多年生木本木棉。到了這一時期的末期，開始培育一年生草本棉。

　　“環保”材料古已有之

　　芭蕉葉從鍋煮發展至灰煉

　　今天的廣州人生活講究自然、環保、綠色，各種自然材料織物，如竹纖維、木纖維織物你方唱罷我登場。殊不知早在近2000年前的東漢和魏晉時期，這些“綠色織物”便已經大行其道。

　　東漢初年楊孚在《異物志》中就記載：“芭蕉葉大如筵席，其莖如芋，取鑊煮之為絲，可紡績”;三國時候的吳國人萬震在《南州異物志》中、晉人郭義恭在《廣志》中，也記載了這一時期嶺南人民利用“蕉莖纖維”紡織的情形，例如前者就稱：“甘蕉草類……其莖如芋，取灰以煉之，可以紡織。”所不同的是，東漢時處理甘蕉皮脫膠的方法是煮，而到三國時已經發展為灰煉，大大前進了一步。因為草木灰里含有堿，草木灰入水浸泡蕉莖皮比鍋煮更易脫膠而且節省能源，還可以得到更好的蕉纖維。直到清代，廣西各地蕉莖脫膠所采用的方法仍舊是這種灰煉法。

　　至于竹織品，早在晉人的書中就有許多記載，方法包括“槌浸”、“灰煮”等，而且工藝精良，“其精者如縠(有皺紋的紗)焉”。此外當時廣州一帶的先民還采用某些樹皮纖維來織布。

　　漢代廣州人著裝

　　多“寬袍大袖”{page_break}

　　古代廣州人的服裝經歷了長期的演變過程，在不同時期形成不同的風格特點，而且歷代不間斷的民族往來，也讓各種民族服裝在這個舞臺上交相輝映。僅以現在重新流行的“漢服”來看，就已經呈現出極為多樣的變化和鮮明的階層特點，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服裝文化。

　　古代人平時穿的服裝，對漢人男子而言主要是穿上衣下裳組成的長袍，稱為“深衣”，女子也穿深衣，但下身著裙，貼身的單衣(衫)是沒有襯里的。這類衣服寬松舒適，又稱“寬袍大袖”，衣襟(裾)由左向右復繞(胡服是向左的，所謂“披發左衽”)，在嶺南兩漢墓中出土的木俑、銅俑、陶俑和玉舞人中，可以窺見當時服裝之一斑。雖然很多俑的彩繪或者身著的衣物已經湮滅朽壞，但仍能從體態中推知他們穿的應當是“深衣”。廣州漢墓出土的陶俑包括上身披紗、下著寬裙、腰間束帶、頭上纏巾的女性侍俑;體態肥胖、裸體無衣或者僅著無袖單衫和短褲的托燈俑;身著交襟長裙、跪坐擊節的樂俑;身著長袖上衣，下束喇叭形花裙的舞蹈俑等。

　　廣大的勞動者們，主要是上穿短袖褐衣，下著短褲，南越王墓屏風轉角的銅力士俑即為典型。漢代還有一種短褲叫做“犢鼻裈”，類似今天的三角褲，漢代著名文學家司馬相如“自著犢鼻裈”與妻子卓文君當壚賣酒的故事是歷史佳話。

　　而當時土著越人的衣著，時人也有斷發文身，短衣短褲的記載，這自然是出于便于涉水行船的需要。不過至今在兩漢時期的廣州考古中還沒有發現越人服裝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