紡織業向價值經濟轉型
左起為孫淮濱、陳會安、林秉賢、谷哲昭
在紡織產業轉移的過程中,水土不服很可能是大部分企業將要面臨的挑戰。日前,以“產業轉移背景下的社會責任”為主題,中國紡織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孫淮濱、陜西省服裝行業協會副會長陳會安、北京銅牛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谷哲昭、漢帛(中國)有限公司社會責任部經理林秉賢等業界精英就產業轉移與社會責任建設、可持續發展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孫淮濱說,今天說的社會責任,是在目前產業轉移大形勢下需要履行的一種責任。東部是先發地區,其社會責任相對來說也比較成熟,也有一定水準。因此,到西部去,就要把東部企業社會責任的一些成熟做法、模式、經驗,因地制宜搬到中西部,當然這里面因為經濟發展水平、思想觀念、體制中很多的差異,所以不可能完完全全、原原本本搬過去,一定要有所取舍。
他說,中國紡織工業越來越依靠內需拉動。“特別是金融危機以后,經濟全球化雖然有他的益處,但對各國經濟的發展也同樣存在著風險。”他說,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所以他的內需也相當可觀,特別是伴隨著國民經濟高速增長,內需消費空間很大,無論是量的擴張,還是質的提升都有很大空間。
他說,轉移時要去挖掘,去調動中西部經濟發展當中存在的各種各樣的市場潛力和空間。“在產業轉移過程當中,企業應事先把這些社會責任進行一個清晰界定,從資源環境角度,從企業內部角度,從民族關系的角度,從社會發展角度,這樣就更具高度和可操作空間。作為整個產業,核心價值觀及總體運營規律是一致的,這就是行業要從規模經濟向價值經濟轉型。他說,這種產業轉移在這樣一個內需動力驅動下,在擔負社會責任背景下,會朝著一種比較健康的,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和軌道前行。
孫淮濱:產業轉移 因地制宜
陳會安說,與陜西的一些老紡企相比,陳會安明顯感覺到新轉移來的紡企在社會責任方面的投入巨大,已與之前不能同日而語。“差異實在太大了,我們陜西原來的地方企業在社會責任方面有非常沉痛的教訓。比如有德國客戶飛過來進行突擊檢查,發現童工等一系列問題,勒令全廠停產;還有,有的企業與其他集團合并,但職工的福利待遇沒有進行妥善安置,結果出現了工人罷工,影響非常不好。而現在的很多棉紡企業非常注重和員工溝通,能為他們建立較好的生活和工作環境。”
他說,目前陜西的許多老國有紡企在社會責任的實踐上反而沒有很多股份制民營企業做得好。他指出,后者積極改善員工的生活環境,包括給員工安空調、很多企業很重視員工的個人終身大事,定期舉行舞會和相親大會。“顯然,企業的社會責任不止是慈善捐款。”他說,“更大責任在于如何保證企業能連續穩定生產合格的產品,最低限度消耗社會資源,減少排放,確保員工和相關方利益,確保企業高效、平穩、健康發展。”
他說,建立企業社會責任體系是企業走向國際的通行證,更有利于中國企業國際化進程,可以為企業帶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要把提升經濟效益作為企業發展的支點,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經濟效益相輔相成并不矛盾,兩者兼顧一定會更有利于企業健康、可持續發展。”
陳會安:要確保相關方利益
伴隨著產業轉移,紡織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腳步也沒有放慢。改善工人待遇,企業要享受成本優勢,又要培養后發能力。
谷哲昭介紹說,銅牛公司在甘肅建廠的同時,選拔百余名農民工代表進京培訓,除了學技術,更多的是感受企業文化。“甘肅工廠與北京銅牛分工不同,但文化一致。既然西部勞動力熟練程度低,對現代管理還比較陌生,那么企業就應投入更多人、財、物,去提高勞動者素質。”他表示,“讓農村剩余勞動力轉變為真正的產業工人,離土不離鄉,有穩定的收入,也有完美的家庭,這就是企業最基本的社會責任。”
他認為,從社會責任來講,辦廠能造福一方就是最大的社會責任,辦廠能讓農民工真正離土不離鄉,有一個非常完整、快樂的家庭,有穩定的收入,這才是最重要的。
他說,對企業來說,首先要保持盈利,企業要長遠發展盈利是必需的。“首先產業配套是問題,西部省份不像東部省份的紡織產業鏈已很成熟,以做服裝為例,布料要在北京先裁剪好,配色、配件也要先配好,然后再很齊整地發到西部的工廠里,如果在北京搞錯了可以馬上改過來,但若到西部后才發現,那在時間上就不允許了。這是目前比較突出的問題。”
為此,銅牛在廠房基建過程當中已經開始對員工進行培訓。“有關方面也非常支持,拿出一部分錢幫我們做培訓,并利用當地職校給我們做培訓,在招工方面也給予很大支持。我們一天就招了600多人。”{page_break}
谷哲昭:須培養后發能力
漢帛(中國)在河南駐馬店建了一座廠,但過去之后林秉賢發現在河南招工并沒有想象中容易。“雖說是一個人口大縣、農業大縣,但適齡的工人都想去沿海地區,只有在麥收的時候才回來,當地留下的更多是一些剛畢業的學生,或者是年齡偏大的勞動力。”
目前,漢帛在駐馬店第一期已經投入使用。雖然中西部的勞力眾多,但林秉賢感到,與東部產業工人接受過良好的培訓相比,這里的勞動力大部分是農民,產業勞動技能素質參差不齊;另外,重壓之下,東部工人的勞動效率較高,轉移地勞動力的積極性并不高。
“我們經過大概快半年的運營,發現工作效率跟東部比起來,這里的員工并不是那么積極。”他舉例說,比如發完工資后,員工可能會出去玩幾天再回來上班,平時工作也不會非常打拼,可能今天拿了50元就可以了,就放松,或者不做了,沒有更多的計劃。”
他說,對于工廠來講用工還是需要一個漸進的培養過程。因為服裝在當地不是一個傳統行業,也需要一個比較長的培訓過程。另外,目前還有一個物流困惑。從總部杭州到河南有1000公里左右的路程,一輛貨車來回一趟的成本(油費加過路費)就需要1000元。“因為周邊缺乏配套產業,公司在物流成本上的投入是非常巨大的。”林秉賢說,“另外,如果我們是從上海發貨的話,隔一個晚上就能到,但是從河南發貨就需要三四天,所以時間成本上也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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