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向“亞洲紡織品基地”大邱學什么?

　　雖然兩地的發展“時差”長達20多年，但大邱和紹興確實有著太多相似的發展軌跡：都是聞名遐邇的“紡織之都”，都經歷過“發展犧牲生態”的階段。如今，大邱成功進行了結構轉型，而紹興正在轉型陣痛中上下求索，為城市尋找新的發展路徑。

　　在全力推進印染產業提升發展的當下，紹興向“亞洲紡織品基地”大邱學什么?“大邱經驗”能否轉化為“紹興經驗”?前天，韓國大邱市長權泳臻率領友好經貿訪問團來到紹興，昨天，就如何在推動傳統產業轉型躍升與可持續發展之間找到平衡點這一話題，權泳臻接受了記者的采訪。

　　“米蘭計劃”，一場艱苦的倒閉

　　來自中國輕紡城的布商涂強剛剛從韓國大邱回來。那里每年春天都要舉辦一年一度的紡織展覽會，來自日本、意大利、中國、印度、美國、法國、中東、中南美、澳洲等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展商及3萬多名買家趕赴盛會，其中也包括相當數量的輕紡城布商。

　　現在，大邱的身份是聞名遐邇的亞洲紡織品基地，這也是一場產業轉型升級的“米蘭計劃”倒閉的結果。

　　20多年前，紡織業在大邱產業結構中的比重曾高達30%以上。如今，這個數字是10%。但創造的效益卻遠遠大于過去的30%。

　　權泳臻說，這正是大邱多年來調整結構的結果：放棄普通面料，向防彈用纖維、汽車用纖維等“高級纖維”轉型。

　　“有人說紡織、服裝業是‘夕陽產業’，我不這么認為，如果與尖端技術結合，纖維產業就會變成高附加值，成為具有無限發展潛力的‘朝陽產業’。”

　　“紹興現在正在經歷的，就是大邱已經經歷的。”權泳臻說，23年前的大邱也和紹興一樣，在紡織業發展過程中遇到了困難，因為產值大、附加值低，印染行業產生的環境污染讓大邱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一度河不能游、水不能喝。

　　“我們從兩個方向進行了努力。”權泳臻說，為加快促進紡織產業升級，他們在1998年提出了著名的“米蘭計劃”，其核心就是產業升級，抓住產業鏈兩個最高端，學習意大利的設計和德國的質量。

　　“米蘭計劃”讓紡織業活力重現。經過艱苦努力，大邱紡織工業園區昔日破敗的景象逐步改觀，現代化的紡織工業園區崛起，即使位于鬧市區也并不突兀。同時，由于技術研發和技術革新加快實施，產業結構和產品技術、質量競爭力顯著提升，高附加值、多樣化的新面料接連誕生，2007年大邱的紡織出口實現5年來首次增長。

　　而另一方面，大邱通過技術改造提高環保標準，加強污水的處理能力，以謀求印染產業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平衡。

　　23年間，大邱用于治理環境的投入高達2200億元。

　　“搖錢樹”，要提升而不是放棄

　　今年1月份，權泳臻被授予紹興榮譽市民稱號。既然是“紹興人”，當然要關心“紹興事”，權泳臻非常關心紹興目前正在進行的印染產業提升發展。他說，這一關雖然很痛，但必須熬得住、闖過去。紹興和大邱產業相似度極高，他建議紹興可以試著走走大邱走過的路：既要對現有紡織原料生產實現差異化改造提升，向綠色環保、尖端時尚方向努力;又要加大未來成長型產業的引進力度，用新興產業拓寬產業空間。

　　“紹興是中國紡織中心，紡織業對紹興很重要，既是一棵搖錢樹，更是一塊金字招牌。要著力于提升，而不是放棄。”權泳臻說，大邱在產業轉型中也不是沒有走過彎路。以紡織產業為例，由于戰略產業培育計劃未能真正落實，導致生產繼續萎縮。像噴射式織機，1998年尚在運轉的有5萬～6萬臺，2005年驟減至1.5萬臺，最近八九年里減少了75%左右。但很多企業處理掉舊機后，打算購置新型織機的卻很少。他希望紹興“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能從大邱的教訓中獲得啟示。

　　權泳臻覺得產業轉型并不是短時間內就能實現的，貴在堅持，紹興現在就要為子孫后代留足發展空間。既要有10年到20年的心理準備，更要放眼長遠，看到以后的50年甚至100年。

　　在大力推進傳統產業升級的同時，大邱把城市轉型重點放在建設“創新型城市”上，其核心是全力培育新型尖端技術產業。目前大邱的產業結構中，傳統紡織業已不再是帶動地區經濟發展的主力。能源、物聯、水處理、生命健康、未來型汽車成為大邱的五大重點產業。

　　“城市的發展不可能只依靠單一產業支撐。現代城市要想在國際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須通過尖端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的集約發展，通過智慧化工業和科技人才動力源建設增強自身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權泳臻說，紹興今后要將引進先進生產力作為城市發展的主要方向，吸引高端項目，加速城市轉型。

　　找回“母親河”，23年投入了2200億元

　　對于污水之痛，上了年紀的大邱人有切身體會，包括1962年出生于相鄰城市慶尚北道的權泳臻。

　　這次訪問紹興，權泳臻代表大邱市向紹興贈送了“治污利器”：兩臺污水處理攪拌機。產品制造商、韓國公司佑振股份公司總經理朱潤植說，這套精細的水處理裝備可節能70%，治污效果相當棒，希望為紹興的水變清變凈助一臂之力。

　　治水，是大邱23年產業治理中的核心和靈魂。

　　作為一個工業城市，如何在發展經濟與環境保護之間尋求平衡，大邱走出了一條科技治水的新路子，堪稱水資源從破壞到恢復的典范。

　　“我們用了23年，花了2200億元人民幣，才恢復了大邱的生態環境。”

　　在紡織業發展高峰期，大邱主要河流洛東江、新川河、琴河江被工業污水和生活污水污染，失去自凈能力。所有的小溪都被改建成排水管路，地下水也變得枯竭，整個大邱的水生態損毀殆盡。1991年發生的斗山集團下屬企業污染洛東江事件，曾讓整個大邱市陷入半癱瘓狀態，也激發了韓國民眾環保意識的進一步覺醒。

　　權泳臻透露，在治理水環境過程中，一方面從源頭抓起，通過企業的提升改造，對印染紡織產業重點進行工廠基礎、高性能、環境友好型染色加工技術研發;另一方面，切實加大科技治水的力度，以新川河治理為例，建成新川污水處理廠，將印染污水凈化達標后再排入河道。

　　讓權泳臻欣慰的是，通過20多年的努力，大邱由原來的工業污染城市轉變成環境良好型城市，城市的居住舒適度大為提高。大邱的幾條主要河道又恢復了自然生態，空氣質量得到明顯改善。“新川河現在還出現水獺棲息，水獺是對水質要求較高的一種動物。”

　　作為紹興的榮譽市民，權泳臻非常喜歡紹興的文化，眼下紹興和大邱兩市已在多領域開展實質性的交流與合作，他表示接下去將盡自己的努力，助推兩地紡織業的轉型升級，共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