紡企勞資矛盾：完善機制是破題關鍵

　　在生產淡季時有些紡織服裝企業以效益不好為由拖欠工人工資、裁減工人，而在生產旺季則相互挖工，工人也頻繁跳槽，矛盾糾紛時有發生，影響了企業發展和社會穩定。為了保障工人的合法權益，實現企業的良性發展，浙江的許多紡織服裝企業開始采取工資協商制度。

　　由工會牽頭，企業老板代表——行業工會——企業員工代表，聚在一起，同坐一張桌子前進行三方會談，共同商量服裝生產過程中每道工序的工資，取得合理的工酬標準。整個行業工價統一了，到任何企業拿的都是相同的工資，職工隊伍也更加穩定，以往跳槽、“挖墻腳”的現象大大減少了，企業之間良性競爭的格局逐步形成了。

　　勞資矛盾多發催生“先行者”

　　是什么原因讓浙江的紡織服裝行業成為“工資協商”的先行者?

　　浙江總工會提供的資料中表明，浙江紡織服裝企業的區域塊狀經濟特色明顯，中小企業居多，勞動關系方面的問題出現得比較早、比較集中，這為浙江省的紡織服裝企業開展工資集體協商提供了條件。

　　而浙江紡織服裝企業勞資矛盾的“多發”則使開展工資集體協商成為了必然。浙江是民營經濟大省和農民工主要輸入地，一方面促進了浙江紡織服裝企業的發展，但同時也存在勞動關系復雜、勞資矛盾突出的客觀情況，而農民工在勞動關系中處于弱勢地位，其合法權益時常會受到侵害，一定程度上挫傷了職工的積極性，也影響了企業的和諧發展，過去也曾發生過由于工資方面的勞資糾紛引發的群體性事件。近年來“民工荒”頻現，為了正常開工，紡織服裝企業不惜高價從別家企業“挖工人”的現象也愈演愈烈。

　　法律法規的頒布也為浙江省的紡織服裝行業開展工資集體協商提供了法律依據。今年3月《浙江省企業民主管理條例》得到通過，對職工代表大會、廠務公開、平等協商等內容做了規定，為開展工資集體協商提供了前提條件。

　　政府推動工會牽頭

　　浙江總工會的相關負責人告訴本報記者，“前段時間，我們就有去浙江各地方調研，許多地區都在逐步普及‘工資協商’。”

　　她說：“關于‘工資協商’，浙江省溫嶺的羊毛衫基地、平湖的童裝企業、湖州市南潯區和孚鎮重兆絲綢行業等在紡織服裝行業內做得比較突出。”許多紡織服裝企業的工人敢于理直氣壯地爭取自己應得的利益、跟企業老板討價還價，工人有了工資話語權，因為有正在全面推廣的工資協商制度為他們壯膽。

　　她還告訴本報記者，浙江省許多紡織服裝企業的每道工序都根據勞動強度、技術含量等來劃分價格，企業管理層代表、企業工人代表與行業協會成立的工會、勞動部門一塊商量工資標準，每道工序得經過三方同意才確定，全行業采取統一的工資標準。

　　由于2003年溫嶺市羊毛衫行業的“工資協商”取得較好的成效;2004年，省總工會在紹興召開全省工會維權工作會議，重點推廣了溫嶺市開展羊毛衫行業工資集體協商的做法;2008年3月，省委省政府專門在溫嶺召開經驗現場會，總結推廣溫嶺經驗，為各市開展這一工作提供了可借鑒的做法和經驗。

　　浙江省從2004年開始全面推廣工資協商制度，各級地方工會把推進行業性、區域性工資集體協商作為開展工資集體協商、擴大協商覆蓋面的工作重點。據浙江總工會提供給記者的資料顯示，到2009年10月底，全省簽訂工資集體協議70936份，覆蓋企業達132165家，比上年同期分別增加8.4%和9.8%。

　　省總工會已經爭取到從2010年開始將工資集體協商工作列入省委對各市的“平安浙江”年度考核。

　　完善機制是破題關鍵

　　“但是勞資力量的強弱懸殊、共決機制不完善及配套措施的缺失會導致‘工資協商’較難執行。”浙江總工會的相關負責人這樣分析。那么浙江省是如何做的呢?

　　相當一部分浙江省的紡織服裝企業屬于中小企業，職工一方的協商力量薄弱。如不少紡織服裝企業一線工人的工資被固化在最低工資標準水平上，很不合理，可該由誰和老板談工資，又該如何談，這個問題一直以來都阻礙著“工資協商”的有效推廣。

　　浙江總工會的相關負責人表示，“以前一說要和老板談工資，職工代表不敢談、不會談。由企業工會出面談吧，工會自身的難處也不少：在經濟上不獨立于雇主，在勞動關系中不獨立于資方，作為群團組織又沒有執法權，腰桿也硬不起來。因此，要想讓‘工資協商’真正落到實處，關鍵還是建立一套完善的機制。”

　　據浙江省總工會的關于浙江省開展集體協商工作的報告中顯示，近年來，浙江從完善共決機制、完善配套措施上狠下功夫，先后出臺了《浙江省集體合同條例》、《浙江省企業工資支付管理辦法》、《浙江省企業民主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對以勞動報酬、保險福利等為主要內容的集體合同，以及區域性、行業性集體合同做了明確規定，對企業工資支付行為進行了明確規范，為工資集體協商提供了法律支撐。

　　然而，企業的具體情況千差萬別，要使“工資協商”真正收到實效還得根據各地區的實際情況而注重不同側重點并采取不同的談判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