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調控關鍵是給出穩定預期

　　中央宏觀調控，保持經濟平穩健康運行。

　　在當前語境下，中國的宏觀調控一方面是指政府根據G D P、就業、物價等動態總體經濟指標，利用財政、金融等經濟手段和必要的法律、行政手段調節經濟總量，求得短期的平衡，也可以稱為“景氣調節”;另一方面是指從長期目標出發，利用上述手段，優化經濟結構。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對中國經濟形成嚴重沖擊，中國采取了應急的宏觀措施，以保民生、保穩定;與此同時，金融危機也令世界經濟格局出現深刻復雜的變化，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面臨的結構性調整更顯急迫。宏觀調控的短期總量調節目標與長期結構調整目標之間難免有不一致的地方，于是，宏觀調控遇到了“兩難”的極為復雜的局面。

　　筆者認為，結構調整關系到國家、民族根本利益，謀定而動后就要堅決執行，毫不動搖。而針對短期動態指標進行的總量調節，更多具有現實政治意義。因此，如果遇到“兩難”局面，多些淡定，“一靜”比“一動”的效果或許更好。

　　自亞當·斯密提出“無形之手”的論斷后，150多年來，幾代西方經濟學家努力證明，在滿足一定假設條件下，市場機制自身的力量能夠讓社會經濟實現一般均衡。既然中國選擇了市場經濟道路，首先應該考慮的不是怎么調節市場，而是如何滿足實現一般均衡的假設條件，盡量讓市場力量去促進產銷的均衡。當發生“蒜你狠”時，只要不要求原來種蔥的農民改種大蒜，不要求原來吃“蒜香排骨”的人改吃“糖醋排骨”，蒜價應該能很快恢復到市場均衡狀態。

　　當然，經濟學家們也證明，現實生活中，很難滿足實現一般均衡的假設條件，所以市場也有失靈的時候，需要政府干預。但歷史也證明，政府的各種干預政策措施往往有利有弊，并不能完全將經濟引向最佳的均衡狀態。因此，在沒有發生像國際金融危機這種極端情況下，面對經濟運行的正常波動，政府“無為而治”可能是更好的選擇。例如，二戰后的一段時期，美國政府按照凱恩斯主義的理論，不斷調控經濟，贏得20年的經濟發展“黃金時期”，但也種下上世紀70年代“滯漲”的種子。上世紀80年代里根主政時期，實行相對而言的“無為而治”政策，美國經濟得以走出“滯漲”。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保持經濟平穩健康運行。在中國，實現經濟平穩健康運行的一個重要條件是生產者、消費者能對包括政府政策在內的未來宏觀環境有穩定的預期，這樣才能理性安排生產和消費。盡管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仍然較多，但來年世界經濟還是有望繼續恢復增長。尚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之中的中國經濟本身具有較強的發展潛力，目前雖然面臨以食品價格為主的通脹壓力，但正如《人民日報》的報道所說，多種因素決定了不會出現全面通脹“無需過度擔憂”。在不出現意外事件情況下，中國經濟有望遇到一個平穩健康運行的環境，相應的宏觀調控措施要更多強調穩健、審慎，給生產者、消費者一個比較穩定的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