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可持續發展之路接下來如何走

　　2011~2012年度的棉花政策收儲已經結束，然而，無論是政策還是行業，棉花產業鏈究竟怎樣走才可以實現持續發展，這個難題已經非常緊迫地擺在我們面前。就最為敏感的收儲價格來說，紡織企業普遍認為已經很高了，因為政策托起的棉價比國際市場高出3000元/噸還多，可是對農民來講，卻并不覺得“解渴”。如果按照糧棉1:10，從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角度來說農民的確不“解渴”。在2012中國棉業發展高峰論壇的“圓桌對話”中，論壇嘉賓就政策設計層面怎樣能使棉業可持續發展以及如何能使產業鏈多方共贏等話題抒發了各自的觀點。

　　棉花收儲立足長遠

　　高芳(中國棉花協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圓桌對話”是我們論壇的保留節目，也是一個各種思想相互碰撞、激情與火花共同迸發的環節。臺上的各位嘉賓代表了我們棉花產業鏈的各個環節，下面我們來聆聽他們的精彩發言。

　　盧懷玉(中國棉花協會棉農合作分會會長)：收儲政策對于穩定棉花生產，穩定棉花產業，特別是在目前這種市場形勢下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立足長遠、可持續的促進產業發展，需要兼顧各方的利益，棉農利益要考慮，紡織企業的利益也要考慮。實際上每一方都不可能達到自己的期望值，但對整個產業來說利大還是弊大，這是政策設計的主要考量指標。雖然叫做臨時收儲，但是我想這應該是一個長期有效的政策。

　　姚明燁(中國儲備棉管理總公司總經理)：中儲棉公司作為國家宏觀調控任務的主要執行者之一，其職責就是保護棉農利益，保證紡織供應。從2011年執行臨時收儲任務的情況來看，截止到今年3月底，成交315萬噸，實際入庫達到325萬噸(有一個入庫誤差)。從整個情況來看，在一年多之內超過了我國棉花歷史收儲的最高水平。

　　從2011年9月份開始到2012年3月份結束，在國家發改委的正確領導下，在涉棉產業各方的努力下，基本達到了棉農、棉花加工企業以及棉商的三滿意，同時，也得到了國家有關部門的肯定。

　　對于2012年的收儲工作，很多同志都在問我，能不能做下去?對此，國家發改委的同志已做了肯定的回答。中儲棉公司作為執行臨時收儲政策的主體，我們堅決貫徹國家的方針政策，堅決完成國家賦予我們的職責和任務。2012年我們會在2011年的基礎上進一步總結經驗，完善流程，改進我們的工作方法，更好地完成臨時收儲任務。這里，我要特別強調四點：第一、我們要更加注重皮棉價格和籽棉價格掛鉤;第二、更加注重單包重量的問題，過重的棉包今年必須受到限制;第三、特別注重水雜的抽查比例和質量把關;最后，特別注重交售進度的關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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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策從產業需求出發

　　高芳：的確，雖然這個年度中國的棉花收儲可能是一個歷史最高年份，但真正的庫存量是不是歷史最高水平呢?我也查了一下，在上個世紀的1984年，那個年度包括工商庫存、國家儲備棉總量超過了600萬噸。為了收儲，國家在當年建輕鋼結構的倉庫，當年建倉庫當年使用。如今中國政府調控能力更加強大，這么一點棉花國家還是收得起來的，大家在收儲能力上替政府操一點心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說中儲棉公司是承擔國家調控任務的一個國有企業的話，那么，中華棉花集團就是在市場的大海里游泳的企業了。中華棉花集團成立于1993年，那時候棉花還沒有完全放開，也承擔了一些國家的儲備任務，這幾年更多轉向市場化，本年度收儲他們也是最早競拍儲備棉的，下面請石董事長談談對這方面的看法。

石金凱(中華棉花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全球格局下的棉業可持續發展”，這個題目很現實也很大，對于國家宏觀政策我談幾點個人的想法：任何國家政策的制定必須要從產業的實際出發，政策制定的依據必須從產業需要出發。可以分析一下，現在整個棉花產業的現狀和它存在的問題有哪些?就目前而言：一是棉花生產穩定徘徊不前;二是紡織業在穩定增長，特別是加入WTO這十幾年的時間，紡織的產能、棉紡企業的發展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三是市場波動加劇，無論是周期還是波動的幅度，從2003年以來都是相對比較劇烈的;四是宏觀調控的難度加大了。

　　而這個現狀中又存在哪些問題呢?第一是產不足需，無論600萬噸還是700萬噸的產量，跟無論1000萬噸還是900萬噸的需求來比，放大一點講缺口應該是200萬噸以上，這是一個常態，這個矛盾應該是現在整個棉花產業當中存在的第一個矛盾;第二個矛盾是宏觀調控難度加大，因為隨著市場變化和整個經濟環境的變化，影響棉花市場變化的因素越來越復雜，給國家宏觀調控增加了很大的難度。體現在幾方面：第一，中國棉花市場國際化，說明中國棉花發展已經融入國際;第二，中國農業本身的特點給宏觀調控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市場和流通來看，市場還不完善，市場主體小、散、競爭能力弱，經營基礎比較低，我們在這個市場中只能被動參與，任由市場擺布，而沒有很多條件和能力從正面應對這個市場。

　　市場供需波幅較大

　　高芳：作為流通企業，一邊面向農民一邊面向紡織行業，這個把控確實很難。下面涉及到我們這個產業鏈最關鍵的環節了。紡織需求形勢受中國乃至全球形勢的影響，企業普遍感到日子很難過，甚至于比2008年的金融危機還要難，紡織行業對政府設計層面以及下一步的走勢有什么看法?我們聽聽楊會長的意見。

　　楊世濱(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會長助理、中國針織工業協會會長)：現在棉農、棉紗、棉布、棉服裝整個市場體系在一個屋檐下，不是以前“你是你的，我是我的”那樣了，因此有這樣一個論壇，讓大家一起來交流真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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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從幾方面談，一個是怎么樣看待棉花政策，二是現在的產業狀況。

　　棉花政策在中國，算是少數幾個頂層設計的政策體系之一，發改委牽頭會同十幾個國家部門和銀行系統一起制定，這個政策出臺的初衷無疑是好的，而且從執行層面來看，對于棉農來講也是有利的。收儲之前的矛盾主體是收和種之間的，而收到棉花之后的矛盾轉變為收的人和買棉花的人之間的矛盾，目前正處于這樣一個階段。后道企業如何看待棉花的流轉，基本是從三個方面來考慮：市場的總體供需、當下棉花的波幅、價差。

　　首先，張顯斌處長說棉花就只有這么多，消費這么多，尤其是最近兩三年棉花供給和需求并沒有那么大的波幅。但是在貿易市場中看到的卻不盡然，棉花波幅大過150%，這不僅是一個供需造成的局面，而是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這個因素可能有各自不同的評判。第二，棉紗的價差波幅很明顯，當波幅巨大的時候，對于貿易商有很好的機會，但是當波幅比較小的時候，對工業企業有利。當棉花快速上漲的時候，面臨報價困難，像后道的生產周期差不多3個月，這種情況下，棉花如果一周兩周三周四周范圍內就有一個快速上漲的過程，那么現在所需要的棉花就意味著比你之前報價成本的上漲，企業會虧損;反過來當棉花的價格迅速下降，對企業來說仍然是一個難報價的狀況。原來的生產周期3個月，棉花在這個階段下降以后會對生產經營產生有利影響，因為企業拿到的是一個相對比較劃算的價格，然而，客戶同樣了解這個周期，在下單的時候，不會按照3個月周期給你下單，而是把訂單周期壓短，由70天變成60天，所以給紡織生產企業帶來很大的壓力。

　　2012年前4個月，宏觀數據領導都已經報告了。出口方面，對歐盟跌了百分之八點幾、對日本增加百分之八點幾、對東南亞增幅20%等數量上的變化。這里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在接到的訂單中，聯合國定了一個全球最不發達的國家和地區，要求大采購商要考慮發展均衡問題，考慮人道的問題，要求訂單當中必須配備一定比例從這些國家采購，所以現在一些訂單里有5%~10%，或者更高的比例要求從東南亞像孟加拉、柬埔寨這樣的國家和地區來采購。所以，現在的后端產業，尤其是服裝的制造部分已經有相當數量的企業把生產能力外移了，這帶來了什么后果?他們希望全球化配置自己的資源，這樣就對我們前面提到的國家宏觀政策的后續執行帶來相當大的困難和挑戰。從我們來說，希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中國只產600萬噸棉花，我們需要1000多萬噸棉花，供應量不能滿足需求這就是一個巨大的問題。這個過程中，我們非常愿意配合政府部門把后續的放儲工作和明年收儲工作推進得更快一點。

　　總體來講，從今年的3月份訂單開始回升，不一樣的是，以前的訂單可能比較散但比較均衡，但是今年的訂單集中度要求更高，也就是說大的品牌商要求更大的制造商和他進行配合，在配合中我們明顯感到國際大品牌商對于中國大制造商和供應商的黏性在增加，加上今年資金的配備相對比較好，這樣一個大品牌商+大供應商+大資金運作之后，今年很可能出現大的格局性調整，這對一些政策的制定有有利的一面，將改變一些小而散的局面，使集中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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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鏈整合為長久之計

　　高芳：楊會長從整個行業層面既肯定了我們的頂層政策設計，也提出了我們紡織行業的擔憂，這是非常現實的問題。政府層面在農民和紡織之間找平衡，這個平衡點更多地關注于要立足國內棉花供需為主。就目前而言，給紡織企業尤其是棉紡織企業的競爭力也確實帶來了一定的挑戰。接下來我們請來自紡織生產企業一線的孫偉挺先生談談他的看法。

　　孫偉挺(華孚色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非常高興有這樣的機會和大家交流。我是這樣認為的，如果從宏觀政策的角度看，目前臨時收儲政策是最好的政策，而且價位的把握也是比較恰當的。在發改委張顯斌處長的報告中有一句話“也許這個政策是不得已而為之”，所以這個臨時政策我個人認為可能是不可持續的，那么，我們就應該去找可持續的政策，或者政策的可持續性。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個政策會產生幾方面的副作用：

　　第一，保護了落后的農業生產方式。全世界很多地方沒有出現的劉易斯拐點在中國出現了，小農經濟的棉花生產方式所產生的成本，用全球資源來看，如果一味地保護，可能致使它更落后，這是一個負作用。第二，容易產生兩種資源和兩種價格。第三，調控的目的解決了，但隨之也會產生新的需要調控的內容，比如現在收進去成本增加，所以又要用調控來解決調控的結果。

　　棉花政策的制定應該由計劃經濟思維和手段轉變為完全的市場經濟的思維和手段。所以，第一，應該給中國的棉花農業，給盧會長一個過渡期，不能永遠保護下去，三年還是五年，要有一個時間期限。也許我們國家現在非常缺錢，財政有赤字，但是棉紡織這個產業是一個“母親”工業，改革開放30多年來，如果說納稅誰納的最多，那就應該是棉紡織產業，現在這個“母親”有困難了，做兒子，做孫子的，國家財政部拿一點出來直補農民不可以嗎?只有直補農民才會使這種調控不會產生出新的需要調控的問題。第二，收儲是非常舉措，應該改為寄存制或者寄售制，用市場的方式來存儲。現在的問題是，收儲比較簡單，放儲很困難，假如用競價的方式放，就有可能抬高價格，那么用計劃的方式放，用配額的方式放，結果是分到的開心，沒分到的不開心。那么，除了這兩種方式之外還有第三種方法嗎?很困難。一放。漲價的動因就出來了，新波動的動因就出來了，所以能否研究寄售制，還是企業的物權，企業承擔風險。

　　還有一點，要長治久安地打通棉花的供應鏈，供應鏈的整合，各種各樣交易方式的出現，是解決我們目前各個產業之間狀況的方法。這是我對這個行業不成熟的意見，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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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棉紡行業看，很多數據行業協會都有報告，我站在企業的角度，自己判斷的數據也想跟大家分享。現在纖維用量沒有那么大，沒有2900萬噸棉紗。這是個關鍵問題。我個人觀點，2000萬噸的纖維需求量是目前的常態，這個常態下面一半是化纖，一半是棉花，所以從行業的角度來講，我們肯定要用各種纖維的并駕齊驅來減少棉花波動對整個產業的影響。

　　此外，要增加棉花加工的附加值，棉花產業也要細分，哪些區域種長絨棉，哪些區域種細絨棉，都要進行細分，用細分的質量標準加工成細分的產品，滿足細分了以后的客戶需求，這樣，價格的因素就不是主要的了，而價值的因素就占了上風，方能促進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