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媽們織的綠帽子賣去了哪兒？背后藏著一個美麗的謊言

　　“喂，爸媽我一切都好。”對待父母，我們說過的善意謊言可能遠超過真實表達。

　　有一件事情，胡尹萍瞞了母親4年。為了圓謊，她甚至拉黑了親朋好友，一位好友還為此放棄了優渥的工作。

　　“小芳”是這個謊言的代號。

　　時光倒回到四年前，從北京回四川老家，胡尹萍發現母親在編織毛線帽。鎮上的收購商以非常低廉的價格收購這些帽子，一千元就可以收割母親一整年的時間。

　　于是，胡尹萍虛構了“小芳”這個人物，以“小芳”的名義高價收購母親織的帽子，實際上則是自己花錢購買。

　　“小芳”出現之后，改變也就發生了。胡媽原本是一個傳統的農村婦女，勞碌、節約、一心撲在家庭上。

　　如今，研究針法的胡媽會把難得回家的胡尹萍打發到飯店解決三餐，給“小芳”寄快遞時，寄件人改寫自己的名字，而不是胡爸。

　　一向膽小的她，甚至還幫十里八鄉的阿姨來“小芳”這里爭取工作機會。

　　為了讓母親和阿姨們的一針一線真正轉化成市場價值，后來胡尹萍創立了“胡小芳”品牌，開設起了淘寶店。只是品牌之路比她想象中更復雜，市場打開速度遠跟不上媽媽們的生產力。

　　在很多年輕人眼里，母親那一代人老了，成了“大媽”，她們的“努力進取”成了不可理喻的事。與之緊密相連的是陳舊、保守，是人們口中的談資，是媒體報道中的“中國大媽出國必帶絲巾”“大媽跳廣場舞擾鄰”。

　　胡尹萍不接受這種刻板印象： “阿姨們身上讓我看到了無限的創造力，她們是被時代小看的人。”

　　以下，是胡尹萍講述的“小芳”與母親的故事。

　　2015年9月，打錢解決不了的事

　　2015年9月，我去成都辦展，剛好離家不遠，就抽空回了趟家。剛到家門口，看到了兩個很扎眼的大麻袋，里面全都是灰撲撲的老人帽，大約有幾百頂。

　　我跟我媽了解了下情況，鎮上有人來收購帽子，一頂可以賣六塊四，但毛線得自己出，織一頂差不多能賺不到三塊錢。

　　我算了筆賬，我媽一天玩命打，一年也就賺一千多塊，那些商販用這么廉價的費用就把我媽一年的時間給收割了。

　　為了省成本，我媽會買劣質的毛線，長時間織磨得她手很疼。這是她后來才告訴我的。

　　“就是為了打發時間。”在我制止她打帽子之后，她用這個理由拒絕了我。

　　在我們那邊，孩子幾乎都在外面發展，一年也見不了幾面。

　　父母上了年紀之后，打牌是她們主要打發時間的方式，他們的生活其實很枯燥。回到北京之后，我有意識地會給我媽多打點錢，但是她轉身就存到銀行，一毛都不花。

　　我父母那一代人是經歷過物質匱乏的時代的，像我母親，洗過手的水都會拿個桶接起來，倒不是真缺那點錢，但就是舍不得，她覺得打牌還可能輸錢，不如織帽子賺點錢。我們兩個誰也說服不了誰。

　　后來，我琢磨了一下，母親既然不愿意改變，那我能不能換種方式把錢交給她，就讓她繼續織帽子，我用更高的價錢來收購這些帽子，至少對得起她的付出。

　　2016年1月，“小芳”來了

　　“我們一家人，干嘛自己賺自己的錢。”如果知道是我要收購帽子，我媽肯定會這么說，我只能找個人代替我。

　　于是，我找到了我大學同學出面，又取了一個很大眾化的名字，叫“小芳”。

　　我把經營外貿生意的“小芳”介紹給了母親，她假模假樣地考察了一番母親編織的帽子，表示對母親針法很滿意。

　　根據編織的難易程度，“小芳”把帽子的收購價提高了數倍甚至更高，不但出毛線，還跟母親說織得好會有獎勵，這下可把母親高興壞了。

　　我開始從網上買毛線通過“小芳”寄給她，為了保護她的手，我買的都是純羊毛的進口毛線，母親說自己這輩子沒織過這么好的毛線。

　　她是一個很本分的人，“小芳”給的毛線好，收購價格又高，她就想著能不能織一些更復雜的針法。

　　那段時間，她非常頻繁地聯系我，因為對自己新編織的帽子不自信，就老想找我參考意見。

　　小時候，我們一家老小的衣服都是母親一針一線打出來的，這門手藝她們那一代女性幾乎人人都會。

　　攀比媽媽的針織手藝，是我們小時候常干的幼稚事情。

　　“好看，特別有時尚。”我和“小芳”都會給母親這樣的肯定，慢慢地，我發現母親織的帽子越來越多樣化了。

　　有一次，母親來北京看我，風雪很大，每次出門前我都要帶帽子、系圍巾，這給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她自創了“風雪帽”。

　　一到春天，村里漫山遍野的野花盛開，帽子上便也有了形狀各異的花朵裝飾。

　　一個瓜的成熟，一棵菜的成長，一朵云的飄過，都被母親記錄在帽子上。

　　這些帽子既像母親的一本日記，更像往母親體內注入了新鮮血液，她開始敢于自己去想，自己去創造了。

　　2016年中，綠帽子的矛盾

　　母親第一次跟“小芳”提出抗議，是因為別人笑話她織綠帽子。

　　在我們的觀念里，戴綠帽子是要被恥笑的。

　　母親有時候挎著籃子在外面織帽子，村里路過的人就會問她：“天天織綠帽子，要給誰戴呀?”她很生氣，但也有些自卑，就問“小芳”能不能給她換些顏色。

　　因為黑灰色的線很費眼睛，我母親年紀大了，視線不好，買線的時候，我就挑了很多綠色的線，沒想到引來這層矛盾。

　　“小芳”就安慰她，這些帽子是出口到國外的，外國人就喜歡戴這個顏色。

　　后來，我也給她配了一些別的顏色的線。

　　為“小芳”工作之后，母親有個最明顯的改變，就是愛發微信“騷擾”我了。

　　她的普通話不標準，跟“小芳”溝通起來有障礙，開始都通過我這個中間人來傳話，但我想讓她不要老覺得自己走不出去，就引導她開個微信。

　　在別的阿姨幫助下，她申請了賬號，學會了打字、拍照，現在經常會找我語言、視頻聊天。

　　有了收入之后，感覺她腰板也挺直了。“小芳”開始收到的快遞上，寄件人寫的都是父親，男人是家里的支柱，這個思想在她腦子里是根深蒂固的，后來她卻主動提出：“來，寫我的名字。”

　　母親織的帽子被高價收購，被村里越來越多阿姨知道，她們都想加入進來。母親就來找“小芳”，幫她們爭取工作機會。

　　我幼年的記憶里，母親在剿絲廠工作，家里沒人照顧我，母親就抱著幼年的我去工廠，我是被這些阿姨們輪流抱大的。

　　集體的生活方式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面對這些阿姨，我實在沒辦法拒絕，所以“小芳”的編織團隊就越來越大。

　　白天的時候，她們就聚到一起織帽子，到了晚上，再一起跳跳廣場舞，這些帽子是伴隨著媽媽們的家長里短，歡聲笑語之下生產出來的，而不是那種冷冰冰的機器產物。

　　有意思的是，“小芳”編織隊伍壯大之后，把我們村上的麻將館給干倒閉了，老板還找“小芳”理論過，結果被阿姨們攔了回去。

　　對這些老顧客招攬無果后，老板索性自己也買了兩斤毛線，跟大家一起織起了帽子。

　　2017年3月，改劇本

　　生活是很多瑣碎拼織到一起，所以維持謊言是一個很大的體系。

　　原來，我只需要應付我母親，后來我的小學、中學甚至高中同學的媽媽都參與其中，這就變得很復雜。

　　我微信屏蔽了幾百個人，任何同學聚會都不參與，也啟用了另外一個微信號。我需要讓自己從同學中“蒸發”。

　　跟母親討論“小芳”是最讓我抓狂的地方，為了保持前后一致，與她談話我都需要拿錄音筆記錄下來，以免出現前后矛盾。

　　后來，我會盡量引導話題，跟她聊生活，讓她保持事業的獨立性。

　　不過，還是發生過很驚心動魄的事情。

　　2017年4月22日，是“胡小芳”首次作為品牌，通過一條商城眾籌，正式面對消費者發售的日子。

　　在這之前，按照一條的慣例，視頻團隊需要到實地去拍攝“小芳帽子編織團隊”。

　　拍攝前，一條特地飛到北京來跟我彩排，我把準備好了假名片和身份工牌給到他們，要求他們一定要按照我寫的劇本走。

　　按照我們之前跟阿姨們說的，“小芳”的公司總部設在法國，在國內各地設置了很多編織點，這次是總部拍攝宣傳片。

　　沒想到，他們到當地沒多久，我就收到了母親和阿姨們罷工的消息。原來，那位總部派來的“工作人員”出了問題。

　　這個工作人員的人設是外國人，由一個日本女生扮演，但對于媽媽們而言，和日本人打交道是極度不安全的，別說繼續織帽子，排斥的情緒讓拍攝都難以繼續。

　　我只能連夜改劇本，給這位日本女生安排了凄慘的身世，用一段中國父親和日本母親相愛卻無法相守，女孩子從小只能跟著單親母親在日本生活，現在長大來到中國工作的故事打動母親她們，最終拍攝才順利地完成了。

　　一條的工作人員當時發了他們滿桌飯菜的照片給我，說：“我們非常慚愧，你母親滿腔熱情地招待了我們這群騙子。”

　　我有時候也會反思，用織帽子這件事給母親建立起安樂地，到底是溫馨還是殘忍。

　　這幾年，身邊很多親戚接二連三去世了，我又沒勇氣說出真相了。

　　就像小時候，父母會給我們營造一個很安全的空間，我也想竭盡全力地去保護母親的這份快樂，因為你甚至不知道她還能快樂多久。

　　2017年3月，淘寶店

　　2017年1月，我用母親織的部分帽子，做了一個名為“小芳”的展覽。

　　展覽中有很多人想購買這些帽子，我都沒舍得賣。

　　這給了我啟發，讓這些帽子真正面向市場，阿姨們的一針一線才會更有價值。

　　計劃把“胡小芳”做成品牌的時候，我就開了淘寶店，每一頂帽子我們都會給它配上唯一的身份證，標明它是哪位阿姨在什么時候編織的。

　　由于毛線價格比較貴，又是純手工編織，我們投入的成本比較高，定價就相對高一些，市場打開效果并不好。

　　越來越多阿姨的加入，我的經濟壓力也與日俱增。

　　在我經濟壓力很大的時候，“小芳”也會投錢進來，她已經完全把自己當成小芳了，跟幾十位阿姨對接真的是很龐大的一個工作，她不但樂在其中，之前還為這件事情離了職。

　　她跟我說：“工作的這十多年，都是為了生活，這件事讓她看到了意義，人這一輩子，能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就不算浪費。”

　　不過，連續的虧損之下，我們還是不得不對阿姨們的生產進行約束。去年開始，我們會根據訂單或者計劃去購置毛線，然后發放給阿姨。

　　有時候，有些阿姨來晚了，毛線就領完了，就會再三跟“小芳”確認：“真的沒有了么?下次什么時候來?”

　　“小芳”說她特別受不了看到阿姨們失望的眼神，問我能不能想辦法接更多的單子。

　　這是我現在遇到最大的難題，一方面我想盡可能降低曝光度，讓媽媽和阿姨們可以自由創作;另一方面，“胡小芳”需要更多地被宣傳，才能被市場認知。

　　2018年，比基尼展覽

　　為了增加訂單，我把“小芳”進化成了自己的藝術項目。

　　之前，我們為美國反特朗普大游行的現場編織了一批粉色帽子，最近又剛完成了一筆送往愛爾蘭圣帕特里克節，用于當地人游行的綠帽子訂單。

　　現在，對于這些漂洋過海的訂單，阿姨們已經不再大驚小怪，盡管她們不認識特朗普，也不知道愛爾蘭在哪里，但她們很開心，覺得自己很厲害，作品都出國了，還能和總統掛上鉤。

　　2017年，我虛構了法國的比基尼節，讓阿姨們設計毛線比基尼參加比賽。要在大庭廣眾下織胸罩，這在思想傳統的村子里，是很難接受的，上了年紀的阿姨覺得十分尷尬。

　　于是，我們就從一些稍微年輕點的阿姨那邊做思想工作，在一個兩個阿姨的帶動下，很快大家就在“織胸罩”上面比較起來。

　　你能想象一件高速公路比基尼么?這是經過專業教育的設計師都不會想到的創意，而阿姨們隔三差五就會給我這些驚喜。

　　經過阿姨們一年多的創作，我收到了一百多件比基尼作品。

　　2018年底，我挑選了其中85件，拍攝并PS到模特照片上，進行了一場虛擬的T臺秀。

　　目前，我也在跟法國那邊洽談，計劃把這些比基尼真正送往法國參展。

　　母親和阿姨們像是一群被時代拋棄的人，她們很多人年輕時來大城市打工，但沒有安家的能力，老了只能回到家鄉，天天盼著孩子回家，她們的生命里是沒有自我這個詞的，但織帽子，讓她們開始找回自我。

　　所以，哪怕最后我真的沒有辦法把“胡小芳”成功地品牌化，我也會繼續這個藝術項目，只要我還虧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