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媽們織的綠帽子賣去了哪兒?背后藏著一個美麗的謊言
“喂,爸媽我一切都好。”對待父母,我們說過的善意謊言可能遠超過真實表達。
有一件事情,胡尹萍瞞了母親4年。為了圓謊,她甚至拉黑了親朋好友,一位好友還為此放棄了優渥的工作。
“小芳”是這個謊言的代號。
時光倒回到四年前,從北京回四川老家,胡尹萍發現母親在編織毛線帽。鎮上的收購商以非常低廉的價格收購這些帽子,一千元就可以收割母親一整年的時間。
于是,胡尹萍虛構了“小芳”這個人物,以“小芳”的名義高價收購母親織的帽子,實際上則是自己花錢購買。
“小芳”出現之后,改變也就發生了。胡媽原本是一個傳統的農村婦女,勞碌、節約、一心撲在家庭上。
如今,研究針法的胡媽會把難得回家的胡尹萍打發到飯店解決三餐,給“小芳”寄快遞時,寄件人改寫自己的名字,而不是胡爸。
一向膽小的她,甚至還幫十里八鄉的阿姨來“小芳”這里爭取工作機會。
為了讓母親和阿姨們的一針一線真正轉化成市場價值,后來胡尹萍創立了“胡小芳”品牌,開設起了淘寶店。只是品牌之路比她想象中更復雜,市場打開速度遠跟不上媽媽們的生產力。
在很多年輕人眼里,母親那一代人老了,成了“大媽”,她們的“努力進取”成了不可理喻的事。與之緊密相連的是陳舊、保守,是人們口中的談資,是媒體報道中的“中國大媽出國必帶絲巾”“大媽跳廣場舞擾鄰”。
胡尹萍不接受這種刻板印象: “阿姨們身上讓我看到了無限的創造力,她們是被時代小看的人。”
以下,是胡尹萍講述的“小芳”與母親的故事。
2015年9月,打錢解決不了的事
2015年9月,我去成都辦展,剛好離家不遠,就抽空回了趟家。剛到家門口,看到了兩個很扎眼的大麻袋,里面全都是灰撲撲的老人帽,大約有幾百頂。
我跟我媽了解了下情況,鎮上有人來收購帽子,一頂可以賣六塊四,但毛線得自己出,織一頂差不多能賺不到三塊錢。
我算了筆賬,我媽一天玩命打,一年也就賺一千多塊,那些商販用這么廉價的費用就把我媽一年的時間給收割了。
為了省成本,我媽會買劣質的毛線,長時間織磨得她手很疼。這是她后來才告訴我的。
“就是為了打發時間。”在我制止她打帽子之后,她用這個理由拒絕了我。
在我們那邊,孩子幾乎都在外面發展,一年也見不了幾面。
父母上了年紀之后,打牌是她們主要打發時間的方式,他們的生活其實很枯燥。回到北京之后,我有意識地會給我媽多打點錢,但是她轉身就存到銀行,一毛都不花。
我父母那一代人是經歷過物質匱乏的時代的,像我母親,洗過手的水都會拿個桶接起來,倒不是真缺那點錢,但就是舍不得,她覺得打牌還可能輸錢,不如織帽子賺點錢。我們兩個誰也說服不了誰。
后來,我琢磨了一下,母親既然不愿意改變,那我能不能換種方式把錢交給她,就讓她繼續織帽子,我用更高的價錢來收購這些帽子,至少對得起她的付出。
2016年1月,“小芳”來了
“我們一家人,干嘛自己賺自己的錢。”如果知道是我要收購帽子,我媽肯定會這么說,我只能找個人代替我。
于是,我找到了我大學同學出面,又取了一個很大眾化的名字,叫“小芳”。
我把經營外貿生意的“小芳”介紹給了母親,她假模假樣地考察了一番母親編織的帽子,表示對母親針法很滿意。
根據編織的難易程度,“小芳”把帽子的收購價提高了數倍甚至更高,不但出毛線,還跟母親說織得好會有獎勵,這下可把母親高興壞了。
我開始從網上買毛線通過“小芳”寄給她,為了保護她的手,我買的都是純羊毛的進口毛線,母親說自己這輩子沒織過這么好的毛線。
她是一個很本分的人,“小芳”給的毛線好,收購價格又高,她就想著能不能織一些更復雜的針法。
那段時間,她非常頻繁地聯系我,因為對自己新編織的帽子不自信,就老想找我參考意見。
小時候,我們一家老小的衣服都是母親一針一線打出來的,這門手藝她們那一代女性幾乎人人都會。
攀比媽媽的針織手藝,是我們小時候常干的幼稚事情。
“好看,特別有時尚。”我和“小芳”都會給母親這樣的肯定,慢慢地,我發現母親織的帽子越來越多樣化了。
有一次,母親來北京看我,風雪很大,每次出門前我都要帶帽子、系圍巾,這給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她自創了“風雪帽”。
一到春天,村里漫山遍野的野花盛開,帽子上便也有了形狀各異的花朵裝飾。
一個瓜的成熟,一棵菜的成長,一朵云的飄過,都被母親記錄在帽子上。
這些帽子既像母親的一本日記,更像往母親體內注入了新鮮血液,她開始敢于自己去想,自己去創造了。
2016年中,綠帽子的矛盾
母親第一次跟“小芳”提出抗議,是因為別人笑話她織綠帽子。
在我們的觀念里,戴綠帽子是要被恥笑的。
母親有時候挎著籃子在外面織帽子,村里路過的人就會問她:“天天織綠帽子,要給誰戴呀?”她很生氣,但也有些自卑,就問“小芳”能不能給她換些顏色。
因為黑灰色的線很費眼睛,我母親年紀大了,視線不好,買線的時候,我就挑了很多綠色的線,沒想到引來這層矛盾。
“小芳”就安慰她,這些帽子是出口到國外的,外國人就喜歡戴這個顏色。
后來,我也給她配了一些別的顏色的線。
為“小芳”工作之后,母親有個最明顯的改變,就是愛發微信“騷擾”我了。
她的普通話不標準,跟“小芳”溝通起來有障礙,開始都通過我這個中間人來傳話,但我想讓她不要老覺得自己走不出去,就引導她開個微信。
在別的阿姨幫助下,她申請了賬號,學會了打字、拍照,現在經常會找我語言、視頻聊天。
有了收入之后,感覺她腰板也挺直了。“小芳”開始收到的快遞上,寄件人寫的都是父親,男人是家里的支柱,這個思想在她腦子里是根深蒂固的,后來她卻主動提出:“來,寫我的名字。”
母親織的帽子被高價收購,被村里越來越多阿姨知道,她們都想加入進來。母親就來找“小芳”,幫她們爭取工作機會。
我幼年的記憶里,母親在剿絲廠工作,家里沒人照顧我,母親就抱著幼年的我去工廠,我是被這些阿姨們輪流抱大的。
集體的生活方式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面對這些阿姨,我實在沒辦法拒絕,所以“小芳”的編織團隊就越來越大。
白天的時候,她們就聚到一起織帽子,到了晚上,再一起跳跳廣場舞,這些帽子是伴隨著媽媽們的家長里短,歡聲笑語之下生產出來的,而不是那種冷冰冰的機器產物。
有意思的是,“小芳”編織隊伍壯大之后,把我們村上的麻將館給干倒閉了,老板還找“小芳”理論過,結果被阿姨們攔了回去。
對這些老顧客招攬無果后,老板索性自己也買了兩斤毛線,跟大家一起織起了帽子。
2017年3月,改劇本
生活是很多瑣碎拼織到一起,所以維持謊言是一個很大的體系。
原來,我只需要應付我母親,后來我的小學、中學甚至高中同學的媽媽都參與其中,這就變得很復雜。
我微信屏蔽了幾百個人,任何同學聚會都不參與,也啟用了另外一個微信號。我需要讓自己從同學中“蒸發”。
跟母親討論“小芳”是最讓我抓狂的地方,為了保持前后一致,與她談話我都需要拿錄音筆記錄下來,以免出現前后矛盾。
后來,我會盡量引導話題,跟她聊生活,讓她保持事業的獨立性。
不過,還是發生過很驚心動魄的事情。
2017年4月22日,是“胡小芳”首次作為品牌,通過一條商城眾籌,正式面對消費者發售的日子。
在這之前,按照一條的慣例,視頻團隊需要到實地去拍攝“小芳帽子編織團隊”。
拍攝前,一條特地飛到北京來跟我彩排,我把準備好了假名片和身份工牌給到他們,要求他們一定要按照我寫的劇本走。
按照我們之前跟阿姨們說的,“小芳”的公司總部設在法國,在國內各地設置了很多編織點,這次是總部拍攝宣傳片。
沒想到,他們到當地沒多久,我就收到了母親和阿姨們罷工的消息。原來,那位總部派來的“工作人員”出了問題。
這個工作人員的人設是外國人,由一個日本女生扮演,但對于媽媽們而言,和日本人打交道是極度不安全的,別說繼續織帽子,排斥的情緒讓拍攝都難以繼續。
我只能連夜改劇本,給這位日本女生安排了凄慘的身世,用一段中國父親和日本母親相愛卻無法相守,女孩子從小只能跟著單親母親在日本生活,現在長大來到中國工作的故事打動母親她們,最終拍攝才順利地完成了。
一條的工作人員當時發了他們滿桌飯菜的照片給我,說:“我們非常慚愧,你母親滿腔熱情地招待了我們這群騙子。”
我有時候也會反思,用織帽子這件事給母親建立起安樂地,到底是溫馨還是殘忍。
這幾年,身邊很多親戚接二連三去世了,我又沒勇氣說出真相了。
就像小時候,父母會給我們營造一個很安全的空間,我也想竭盡全力地去保護母親的這份快樂,因為你甚至不知道她還能快樂多久。
2017年3月,淘寶店
2017年1月,我用母親織的部分帽子,做了一個名為“小芳”的展覽。
展覽中有很多人想購買這些帽子,我都沒舍得賣。
這給了我啟發,讓這些帽子真正面向市場,阿姨們的一針一線才會更有價值。
計劃把“胡小芳”做成品牌的時候,我就開了淘寶店,每一頂帽子我們都會給它配上唯一的身份證,標明它是哪位阿姨在什么時候編織的。
由于毛線價格比較貴,又是純手工編織,我們投入的成本比較高,定價就相對高一些,市場打開效果并不好。
越來越多阿姨的加入,我的經濟壓力也與日俱增。
在我經濟壓力很大的時候,“小芳”也會投錢進來,她已經完全把自己當成小芳了,跟幾十位阿姨對接真的是很龐大的一個工作,她不但樂在其中,之前還為這件事情離了職。
她跟我說:“工作的這十多年,都是為了生活,這件事讓她看到了意義,人這一輩子,能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就不算浪費。”
不過,連續的虧損之下,我們還是不得不對阿姨們的生產進行約束。去年開始,我們會根據訂單或者計劃去購置毛線,然后發放給阿姨。
有時候,有些阿姨來晚了,毛線就領完了,就會再三跟“小芳”確認:“真的沒有了么?下次什么時候來?”
“小芳”說她特別受不了看到阿姨們失望的眼神,問我能不能想辦法接更多的單子。
這是我現在遇到最大的難題,一方面我想盡可能降低曝光度,讓媽媽和阿姨們可以自由創作;另一方面,“胡小芳”需要更多地被宣傳,才能被市場認知。
2018年,比基尼展覽
為了增加訂單,我把“小芳”進化成了自己的藝術項目。
之前,我們為美國反特朗普大游行的現場編織了一批粉色帽子,最近又剛完成了一筆送往愛爾蘭圣帕特里克節,用于當地人游行的綠帽子訂單。
現在,對于這些漂洋過海的訂單,阿姨們已經不再大驚小怪,盡管她們不認識特朗普,也不知道愛爾蘭在哪里,但她們很開心,覺得自己很厲害,作品都出國了,還能和總統掛上鉤。
2017年,我虛構了法國的比基尼節,讓阿姨們設計毛線比基尼參加比賽。要在大庭廣眾下織胸罩,這在思想傳統的村子里,是很難接受的,上了年紀的阿姨覺得十分尷尬。
于是,我們就從一些稍微年輕點的阿姨那邊做思想工作,在一個兩個阿姨的帶動下,很快大家就在“織胸罩”上面比較起來。
你能想象一件高速公路比基尼么?這是經過專業教育的設計師都不會想到的創意,而阿姨們隔三差五就會給我這些驚喜。
經過阿姨們一年多的創作,我收到了一百多件比基尼作品。
2018年底,我挑選了其中85件,拍攝并PS到模特照片上,進行了一場虛擬的T臺秀。
目前,我也在跟法國那邊洽談,計劃把這些比基尼真正送往法國參展。
母親和阿姨們像是一群被時代拋棄的人,她們很多人年輕時來大城市打工,但沒有安家的能力,老了只能回到家鄉,天天盼著孩子回家,她們的生命里是沒有自我這個詞的,但織帽子,讓她們開始找回自我。
所以,哪怕最后我真的沒有辦法把“胡小芳”成功地品牌化,我也會繼續這個藝術項目,只要我還虧得起。
來源:天下網商 作者:蔣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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