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蟲》：明亮之鏡與黑暗之源

任明/文

韓國導演奉俊昊執導的《寄生蟲》在摘下金棕櫚后，最近又獲奧斯卡四項大獎，在韓國國內再掀評議風暴。贊成其實至名歸與認為奧斯卡和戛納都失了水準、向民粹向商業妥協的人再一次為自己的立場展開辯護，乃至一篇搞笑改編的“你若光明，奧斯卡便不黑暗”的勸慰文在社交媒體上被不斷轉發。

《寄生蟲》。資料圖

奉俊昊深諳商業電影的法則。在即使是半地下室的逼仄中，他所呈現的也是一個明亮、溫暖、不乏俗世的快樂與享受的世界。此片乍一看很像前年大火的日本導演是枝裕和執導的《小偷家族》，雖然看下去之后會發現兩者全然不是一回事。影片中只有前管家丈夫欠債藏身的富人家的地下室才是真正的黑暗，然而這一黑暗之所細看下來也有令人感到溫暖的物品與細節：圖書、罐頭、照片、結婚證……無論是基澤一家所寄身的半地下室，還是樸社長一家由名設計師打造、對外界筑起高墻的豪宅，主人公所處環境的世俗與溫暖，與影片中所揭示的令人驚心動魄的互欺與殘殺，具有強烈的對比效果。樸社長因受不了久居地下室的人的氣味、因“掩鼻”這么一個小動作而被刺死，這一結局近乎諷刺，卻尖銳揭示了只在意自己的利益、只注重保護自己的世界的所謂“幸福生活”是多么脆弱而不堪一擊。導演不動聲色地鋪墊了走向這一敗局的富人諸多“精致無瑕”的生活細節：打工者出了問題不要直言，“找個理由打發走”——卻全然不考慮所找理由是否可信及被辭退之人是否會產生不公平感；為了表現自己道德上的“清白感”——其實是一種對他人不負責任的偽善——富人在事實上冤枉了他人，進入一種負面循環。兒童昏厥后不能錯過最初最寶貴的15分鐘，樸社長和樸太太力求遵守這一常識，卻在這樣做的時候全然忽視了還有另外兩位血流不止、躺在草地上奄奄一息的人：仿佛他們只是草芥，仿佛他們全然不存在。這是足以說明一切、也是決定命運的時刻。奉俊昊以電光火石之筆，表現了靈魂被刺痛所爆發的巨大傷害力。

并非是要讓人心岌岌可危，而是讓我們從各自的立足點出發，看看這個世界到底出了什么問題。《寄生蟲》對底層并無褒揚之意。影片第一個場景就表現了這一家人的不求上進、對地下室生活的麻木不仁。基宇發現手機無法蹭網之后，妹妹基婷讓他換密碼試試，媽媽忠澤踢了正在睡覺的丈夫一腳，讓他想辦法；在爸爸的指導下，基宇在馬桶處的天花板那里發現了wifi信號……在折披薩盒時，盡管窗外在噴灑消毒劑，爸爸基澤卻為了給家里殺蟲而讓子女不要關窗；在消毒劑的氣霧彌漫中，他像頑強的蟲子般兀自折著紙盒，而一家人折完的紙盒竟然有1/4不合格。“折披薩盒”這個細節顯示這一家人的公德心、工作態度和工作水準都有很大問題。在暴雨淹沒下層街區那場戲中，同樣住在半地下室里的一位鄰居舉著自行車，讓基澤幫忙抬一下，近在咫尺，基澤看了一眼卻像沒看到似的繼續往前跑……在他人需要幫助之時，基澤并無援手之誼，這顯示了他作為底層人，在道德情操上未必比他所憎恨的富人高尚。當兒子問他對被綁在地下室里的前管家夫婦有什么計劃時，基澤對他講了一通“做人就得沒計劃”的大道理。基澤曾經開古早味蛋糕店失敗（前管家的丈夫也是因為開古早味蛋糕店而欠下高利貸），這一經歷也許給了他“人生絕對不會按照計劃來”的感慨，然而將殺人、賣國視為可隨機而行的行徑向兒子宣揚，這種基本道德感的喪失令人心驚。基宇兄妹倆的道德表現可以說是與這種家庭教育有很大關系。影片表現了基婷和媽媽準備找時機到地下室去給被綁住的兩個人送點吃的，但因樸太太打岔而作罷，令人感慨命運的因果因緣。

在為影片打造了一個細節飽滿、歲月靜好、觀后卻令人痛徹心扉的世界以后，奉俊昊以一個夢境般的結尾，讓我們看到這一切的根源及其永無止境的循環。片尾沒有工作、沒有考上大學的基宇定下一個“根本性”計劃，“我要賺錢，賺很多很多錢……等賺了錢，我會買下那幢房子，而爸爸你，只要走上樓梯就行了。”在一個除了金錢以外別無追求的世界里，有錢階層與無錢階層必然會相殘，而這一切，也必然會無盡輪回——盡管以韓國現在的人均收入，基宇要努力工作547年才能買下那棟房子。貧富差距與階層固化是影片敘事之外對韓國社會的一個影射。

電影中樸太太一家的優越、自我保護、對他人“不越線”的要求，建立在由金錢所劃分的“服務標準”之上，而這一切在平時也大多被接受、被視為有錢人家應有的“做派”。然而受廣告等大眾傳媒引領、在消費主義的浮華下建立起來的美好生活，經受不住人與人之間真實的接觸與碰撞。可以說，在金錢至上的世界里，金錢將變成一只巨大的怪獸，吞噬寄生在其上的一切——無論是窮人也好，富人也好。這，也許就是《寄生蟲》所要告訴我們的警示。在此意義上，我認為此片是以商業片的“明亮之鏡”，照出了“黑暗之源”。

精于影像語言的奉俊昊其實已在海報中透露了這一信息：畫面上基澤一家和樸先生一家，都被一道黑杠或白杠遮住了眼睛。在“金錢至上”的價值觀籠罩下，他們都是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