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聯濤：2010 轉折的一年

　　高失業率奮戰。

　　這一年以歐洲深陷危機結束，歐洲國家正竭力挽救愛爾蘭的經濟，以阻止危機蔓延。而德國似乎已經成為歐盟中最強的成員，它的經常項目盈余無論是絕對還是相對量都已經和中國一樣高。美國經濟似乎恢復了一點增長，但失業率依然居高不下。

　　總體上，從投資的角度來看，由于美聯儲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發達市場似乎表現得不錯。美國股票市場上升了10％，甚至日本市場因為日元升值也上升了10％。只有歐洲市場下降了約10％（上升10％的德國除外）。

　　新興市場股票上漲13％，其中泰國和印度尼西亞在2010年的回報高達50％以上，只有經濟增長最快的中國，上證A股指數反而下降了15％以上，因為人們擔心更高的利率和更緊縮的貨幣政策環境。

　　然而金融市場并沒有商品市場表現好。黃金和原油價格在2010年上升了近25％，而工業產品上升了40％。這實際上反映了相對于紙幣和證券，投資者更愿意增持實體商品。

　　在結構上，發達市場正深陷債務之中，并可能會有大的調整，尤其是歐洲。盡管美國負債水平很高，但因為2012年有總統大選，2011年很可能仍將用財政和貨幣刺激經濟。如果失業率依然很高，2012年可能就會換新總統了。

　　個人認為2010年最有趣的經歷是我們的思維模式從西方向東方轉變。這一轉變在2009年初露端倪，但并不明顯。而2010年有很明顯的思維轉變，西方的知識分子意識到，他們理論上的優越地位正受到沖擊。

　　我相信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經濟理論會有重大變化，從新古典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變為更實用、有實證依據的理論。然而，我不能肯定新理論的突破會不會來自亞洲的高校。

　　西方領先的商學院意識到現在風險管理模型及預期工具的缺陷，并已經開始了轉變。通過跨學科的研究，他們正從局部和狹窄的模型轉到更綜合的思想，將世界看做整個系統，而不是用局部分析的“條條”來看問題。

　　換言之，我們要從系統復雜性的角度看世界，要考慮個人、企業，甚至國家如何適應這種復雜性：我們的行動會影響世界其他地區，反之亦然。反饋機制已成為我們思考的核心，我們需要明白復雜問題存在多種解決方案，而不是新古典主義分析中漂亮的“最優均衡”。

　　正如最近兩位多倫多大學教授的建議，我們不僅需要“一里深，一寸寬”的思想，而且需要“一里寬，一寸深”的思想。歷史學家、政治家和記者傾向于廣泛地看問題，而我們現在的學生都被教成很窄的專業領域的專家。我們的學科往往關注“用一點東西解釋很多東西”的理論，這顯得過于狹隘和簡化。

　　例如，股票市場分析師往往是“動量分析師”，在線性分析的基礎上用簡單的圖表反映市場為什么會走高。他們對市場的集體影響使得市場更加順周期，因為羊群效應會使預期自我實現。

　　近30年來股市的巨大波動已經動搖了我們對這些分析工具的信心。市場像天氣一樣，時而極熱時而極寒，已經很難用傳統工具進行預測了。

　　首先，全球變暖對金融市場的影響超出了分析師們的預計。由于人與自然間的反饋機制，自然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力可能比現在模型所估計的還要大。

　　其次，我們發現主流模式并不管用，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模型和理論百花齊放的變革時期。這也會是一個混亂的時期，有些人會大賺，有些人卻大虧。

　　我所關心的是，雖然亞洲經濟比西方更好地抵御了這次危機，但亞洲的高校和智庫并沒有發展出新的思維系統可以從根本上向西方提出挑戰。一部分是因為我們的思維模式由具有科技優勢的西方主導，包括知識探索和理論研究層面。我們往往將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

　　事實上，對國家來說，真正的現代化是根據本國的環境和現實，將國外的思想本土化。如果本土化成功，這樣的創新又可以出口到國外市場。對于產品是這樣，對于思想也是同樣的道理。

　　這就是為什么我認為2011年將是關鍵的轉折點。我不認為東西方在GDP或產品上的競爭是重點，而是考慮了思想的競爭。亞洲的模式確實是適應性強，還是我們有未發現和糾正的脆弱性？這將是2011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