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失衡后導致的后果

　　再好的經濟政策，由于政治支持乏力，人們不能夠參與其中，也往往因為利益關系不合理而導致政策在執行環節流產。

　　當前蘇聯經濟學家卡馬耶夫于1977年首次在其《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一書中提醒世人不要過分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和數量時，他或許未曾想到，34年后，“經濟增長質量”會在中國東北城市大連引發激烈討論，并成為關注焦點。

　　9月16日閉幕的第五屆夏季達沃斯，提出“關注增長質量”的深刻命題，引起了處于經濟危機陰霾下的各國廣泛思考。“目前我們所處的時刻至關重要，因為在這個時刻，可持續、可平衡的經濟增長和再就業成為重中之重。要克服全球經濟危機，需要我們發展和執行具有創新性的全球和國家戰略，從而才能夠推動新一輪的經濟增長、新一輪的綠色增長”，世界經濟論壇主席克勞斯·施瓦布的致辭意味深長。

　　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同樣在發言中對增長質量予以倡導，他認為，關注增長質量反映了大家對推動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的共識與期待，只有繼續深化改革開放才能增強可持續發展動力。因此，“要繼續推進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強大動力”。

　　像卡馬耶夫以專著形式關注增長質量一樣，上世紀中期以來，對該話題的關注不乏其人，但一直沒有引起各國決策者足夠的重視，從而未對經濟發展起到應有作用。

　　這些人當中就有中國西北大學經管學院院長任保平，在1999年前后做博士論文時，他開始關注經濟增長質量，數年研究后于去年初出版《以質量看待增長》一書，引起經濟學界關注。

　　“此次達沃斯論壇在經濟危機背景下強調增長質量，顯然是因為傳統的經濟增長路子走到盡頭了。”任保平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認為，由于此前沒有經濟危機這樣大的問題發生，各國普遍漠視質量，偶有關注也多數停留在理論層面。

　　即便在理論界，增長質量也并非為所有人關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的經濟學者、《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Gregory Zuckerman 就表示自己并不確定何為“經濟增長質量”。

　　何為增長質量?卡馬耶夫將其描述為，區別于以往經濟增長概念中生產資源和生產量的增加，增長質量應包括“產品質量的提高，生產資料效率的提高，消費品的消費效果的增長”。

　　與增長質量相反的現象之一，是經濟上過分追求數量“有增長無發展”。1996年，一份世界銀行的報告將其歸納為幾個特點：無根的增長，即文化多樣性消失;無未來的增長，即環境基礎被破壞;無情的增長，即發展導致人們感情的淡漠。

　　任保平認為，各國漠視增長質量的表現不同，主要體現在經濟增長的不穩定性。以美國為例，經濟危機所顯示出的主要是經濟結構的問題，發展過快且缺乏約束的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發展嚴重失衡。

　　以特邀嘉賓身份出席達沃斯論壇的湯森路透中國主席史進德發表了類似看法，他認為，全球面臨的最大難題歸根結底有兩個：領導人危機、歐美政治停滯。西方國家目前最關心的問題是全球經濟失衡。

　　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則將全球較普遍的質量問題歸為四個字：寅吃卯糧，即“現在花將來的錢”，在公共方面體現為過分強調福利國家造成赤字嚴重，私人層面體現為儲蓄過少。

　　中國的兩種失衡

　　更多人關注的是夏季達沃斯的舉辦地——中國，他們對于中國勢頭不減的增長速度表示吃驚，也對其是否能夠對深陷經濟危機泥潭的歐美施以援手寄予較高期待。

　　施瓦布就在會上發問溫家寶：中國能采取什么措施來幫助國際社會，特別是歐洲有關國家和美國迎接金融領域的挑戰?

　　更多的聲音認為中國不能盲目樂觀，因為中國所面臨的增長質量問題更為典型和突出。茅于軾直指中國發展中存在兩種失衡，一種是過分依靠出口的外部失衡，一種是經濟結構嚴重不合理的內部失衡。由此，他認為，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對于中國的意義尤為重要。

　　茅于軾進一步將經濟增長質量的標準歸為五個方面：GDP的分配效果、環境保護、通貨膨脹率、就業、經濟泡沫，而中國在這些要素上均問題突出。

　　史進德則認為，中國政府更關心的顯然是內部失衡，如國內通脹加劇、貧富差距拉大等影響社會穩定的嚴峻挑戰，而“解決內部失衡并不容易，就好像政府一直在說要積極拉動內需，但實際做起來卻很困難，這是中國經濟當前所面臨的一大挑戰”。

　　任保平同樣認同中國經濟增長嚴重失衡的觀點，“失衡是過去中國模式中的關鍵問題之一。”他認為，這些失衡問題主要包括了經濟增長與就業的非一致性失衡;資本回報率和生產要素回報率的長期失衡;勞動要素在企業內部分配中的比重失衡(過低)。

　　另外，任保平認為，中國經濟增長質量還受到體制性因素的嚴重影響。“從以往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到現在的注重增長質量，提法都很好，但在相當一段時期內沒有成效，主要是由于體制這一經濟增長的支持因素發揮效果不力。”

　　提高國家治理質量

　　體制因素在卡馬耶夫的著作中同樣被提到?？R耶夫認為，在經濟增長質量的關注中，人們常常忽視三個關鍵因素，其中之一是“國家治理的質量”。

　　任保平解釋稱，所謂國家治理的質量，一個很重要的標準是公民的參與度，而中國在這方面的問題同樣突出，亟須提高。否則，再好的經濟政策，由于政治支持乏力，人們不能夠參與其中，也往往因為利益關系不合理而導致政策在執行環節流產。因此，應將國家治理模式由以往的精英治理改變為公共治理，方可實現治理質量的提高。

　　這成為他在強調結構問題、穩定性、福利效果和環境代價等主要因素之外，特別關注國民素質的重要原因，“經濟增長中，除去政治因素，同樣會因為人們綜合素質過低，無法準確理解和執行經濟政策而導致增長質量不高”。

　　任保平認為，要在中國未來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過程中高度關注國民經濟素質問題。未來必須進一步確立企業作為技術創新和科技投入的主體地位，在基礎設施的投資、國民素質教育、醫療的投資，行政效率改進等方面要堅持適度超前的原則，否則國民經濟素質會拖累未來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

　　茅于軾則認為，國家治理在中國所反映出來的主要問題是特權化，權力過分集中且缺乏有效的約束。而這一問題的解決之道在于政治體制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對于中國非常重要。”茅于軾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雖然從表面上看，這和經濟增長理論已經相去甚遠，但是作為經濟增長的配套因素，中國必須下大力氣解決這一問題。

　　史進德同樣談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他相信中國老百姓的聲音和觀點正引起政府越來越多的注意，“不少個案也通過許多新途徑(如微博)得到高層重視和解決，這些都是積極的現象”。

　　學界的觀點在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發言中得到回應，溫家寶強調，中國堅持用改革的辦法解決難題，將繼續推進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一方面，加快財稅金融、要素價格、壟斷行業等重要領域改革，力爭取得明顯進展。另一方面，堅持依法治國，從制度上改變權力過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約的狀況，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和合法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