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構建“橄欖型”財富分配格局

　　兩會期間，一則“北京上班族月收入7500元沒有安全感”的消息引發輿論關注和熱議。一些代表委員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境況和心態。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強調要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如何做大“中等收入群體”?使收入分配格局從“金字塔形”向“橄欖形”過渡?

　　減負，將高昂的生活成本降下來

　　全國人大代表、西南財經大學教授易敏利指出：“這反映出我國中等收入者非常脆弱，享受的社會保障和福利較少，生活負擔壓力較重。”“做大中等收入群體，首先要織密社會保障網。”來自云南省昆明市基層的全國人大代表楊明說，目前我國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主要覆蓋低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享受不到城鄉低保、保障性住房等政策。他建議，政府要切實加大調控房價、穩定物價、推進教育公平、深化醫改和完善社保等方面的力度，為中等收入群體“減負”，建立有利于中等收入群體增長的社會保障體系。

　　央行近期對2萬儲戶調查表明，有“增加消費”意愿的居民僅為17%，處于歷史低位。老百姓最怕物價上漲后票子“毛”了。對于普通的銀行儲戶來說，放在那兒的活期存款能夠保值、定期存款能夠增值，也就謝天謝地了。交通銀行研究部高級經理唐建偉表示，居民消費意愿降低與物價整體處于高位互相關聯。與CPI相比，銀行儲蓄基準利率雖然上調三次但仍為負，消費支出增加使居民日常生活壓力加大。

　　增收，讓“兩個提高”從概念變成政策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去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1810元，同比增長8.4%，低于GDP增長9.2%和公共財政收入增長24.8%的幅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為19118元，比平均數低2692元。來自四川一家民營企業的全國人大代表王麒認為，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告別了“共同貧困”，但遠沒有達到“共同富裕”，現在收入分配格局變成“金字塔形”，貧富差距在拉大。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建議，抓緊制定并盡快出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總體方案”，明確改革目標、任務和路徑。關鍵是在頂層設計上落實“兩個提高”，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兩個提高”從概念變成政策。

　　“消費拉動型增長是‘十二五’既定目標，促進消費首先要增加居民收入。”江蘇銀監局局長于學軍表示，要理順政府、企業、居民三者的分配比重，政府要向企業讓利、企業要向員工讓利。居民收入增加了，消費拉動才會更有力量。在北京某機關工作的張愈說，近年來許多地方每年都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這的確保障了職工收入穩步提高。國家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標是“提低限高”，對于壟斷行業，調控還要更有針對性，進一步縮小收入差距，這樣才能擴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

　　統籌，通過“調高”“提低”達到“擴中”效果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調高、擴中、提低的改革方向。這三者是有關聯的，調高和提低都能起到擴中的效果。”易敏利代表說，“調高、擴中、提低”需要統籌推進，打出“組合拳”。包括調整部分壟斷行業尤其是高管人員的過高收入，提高個稅起征點，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等。“普通工人的工資水平為什么上不去?因為最低工資標準定得低。”全國人大代表、四川東風電機廠工人王品盛表示，“希望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把更多的財富分配給一線勞動者。”“擴中不能僅在收入上調節，更重要的是在機會上調節，暢通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動的渠道，防止社會階層出現固化。”王麒代表說。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政府責任重大，這方面主要靠把公共資源向弱勢群體傾斜。”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發展改革委主任楊慶育代表說，這主要涉及農民、城鄉困難居民、企業退休人員和低收入工薪勞動者四類群體的收入提高。楊慶育代表認為，對高收入階層主要調控不合理、不公平的收入。特別是對國企高管、壟斷行業的過高收入，要加強監管和調控，控制其不合理增長。規劃綱要提出的逐步建立健全財產稅制度對調節高收入階層收入非常有效。

　　年前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擴大"中等收入人群"。在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再次被提及。如何進一步擴大中等收入人群，特別是通過增加百姓收入拉動消費，再次成為社會關注的話題。人們期盼國家調整收入分配力度更大一些，讓居民收入增長與國家收入增長更加同步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