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用預算民主和預算透明抑制官僚資本主義

　　2010年是承前啟后的關鍵一年。2010年，中國要研究和制定“十二五”規劃，籌劃未來五年乃至十年的發展。諸如貨幣政策調整、匯率市場化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勞動力和人口政策調整等重大問題，中國需要一次深刻的政策調整。

　　1984年至2005年，中國一直把國有企業改革作為改革的中心環節，企業改革帶動了整個經濟體制領域的改革。但是，市場化改革推進30多年后，國有經濟在整個經濟的重要性明顯下降，國有企業改革不能帶動其他領域的改革。

　　2005年我就提出，應把政府治理改革作為下一步改革的中心環節。只有推進政府治理的改革，才能有效抑制政府對金融體系和土地市場的干預;只有推進政府治理轉型，才能消除地方投資沖動的體制基礎，改變“中央謀發展、地方搞建設”困局;只有政府轉型為服務型政府，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公民財產和政治權利的保障才有可靠的基礎。

　　政府轉型和治理變革的核心問題在于重塑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在中國目前，究竟是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讓市場競爭和資源配置更充分地發揮基礎性作用，還是強化政府對經濟的直接控制力，這是根本方向問題。

　　最近，中央提出了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目標和戰略舉措。“十二五”期間，應把這個作為主線來推進改革。第一，這個改革不光是經濟體制的改革，還包括社會體制的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這是四位一體的改革。第二，要把政府職能轉變放在特殊的位置。過去經濟增長方式之所以很難轉變，主要是體制性原因，包括財稅體制、價格體制，也包括政府體制，干部考核體制。由于各地政府花大力氣去搞GDP，招商引資，去搞項目，這樣可以出政績的狀況必須改變。

　　政府改革，關鍵是要強化對政府行為的監督和制衡，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各級政府必須接受各級人大的監督，而且其全部收支必須受到實質性的審查。與此同時，無論是投資領域的選擇、行政審批的設定，還是間接調控的手段，政府行為的規范必須有法律授權，并公開政府信息，接受公民和社會的監督。

　　政府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未來十年，政府治理改革和轉型，還要與強化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力、推進執政黨和多層級政府的分工與合作，推進黨內民主和基層民主，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最終要建設憲政民主的政治體制。

　　我看，未來政府的角色應當是創造有利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環境，而不是主體，主角應該是企業，政府要創造好的政策環境、法律環境，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同時，要改革干部政績考核的體制和標準。不應該把GDP視為惟一的指標，而應重點看看，某地排污節能怎么樣，綠色經濟和循環經濟搞得怎么樣，低碳經濟搞得怎么樣，民生工程搞得怎么樣。

　　與此同時，還應該破除對國有經濟的迷信，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在市場經濟中，各種經濟成分有進有退，有生有死，這是市場經濟規律使然，也是正常的現象。關鍵是不能把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比重變化與意識形態聯系起來，搞所謂“國有經濟就是社會主義，非國有經濟不是社會主義”的教條。

　　國有經濟要正確定位，中央曾提出：把有限的國有資本集中到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和行業中去，這是很正確的。不能把國有經濟定位在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我認為黨的執政基礎是三個“民”，即民心、民生、民意，民心是核心，得民心者得天下，為了得民心，必須把民生工程搞上去;為了得民心，必須尊重民意，使人民生活得幸福。這才是黨的執政基礎。

　　對公有制為主體要正確理解，要從數量型轉向功能型，擴大公有制的范圍。為了避免有人認為公有制比重下降就不是搞社會主義的爭論，我建議，在中央今后的政策性文件中，可把“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改為“以公有制經濟為主導”。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形成國有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存、互相促進、共同發展的格局。

　　當然，在教育、衛生、住房、社保等民生領域，政府一方面要加大對公共服務的投資，同時要加快教育、文化、衛生等體制改革，切實提高政府投資的效率，吸引民間資本進入公共服務領域，打破國有事業單位集公共服務的付費者和提供者于一身的弊端，提高公共服務的競爭性，從而提高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

　　吳敬璉：現在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基本實現了，只是政治改革還有待努力。我覺得，這是高估了經濟改革的成就。實際上，連歷次黨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對于經濟改革的要求，有許多并沒有實現。今后的經濟改革，首先要抑制“國進民退”的勢頭，繼續推進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著力打破行政性壟斷，完成國有企業的產權社會化改造。對于負責提供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的國有企業，則要制定特殊法人法來規范它們的行為，將它們置于嚴格的監督之下。同時，必須加快推進土地產權制度改革，賦予農民完整的土地財產權利，確保農民集體所有的承包地、宅基地等“沉睡的資產”變成可以流動的資本，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

　　摒棄政府對市場價格的行政干預，把市場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上，是經濟改革的一項重大任務。如果說早期狹小范圍內的熟人市場還可以靠人際關系來維系，廣大范圍的現代市場只能建立在法治基礎之上。所以，建設法治國家，實現公正執法，刻不容緩，不能再繼續推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