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如何避免“日本增長陷阱”

　　日本經濟在二戰后的四十多年里高速增長，在20世紀70年代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臺灣、中國香港一起被稱為東亞奇跡。然而日本的房地產和資產泡沫在20世紀90年代初破裂后，日本經濟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僅能維持約1%的低增長率困境，因而這十年被稱為“失去的十年”;在經過短暫的復蘇后，日本經濟在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里還是不見起色。當然，是否可以把日本經濟這二十多年里的低增長現象稱之為“日本增長陷阱”還有待商榷，但是日本經濟由長期高速增長忽然間陷入長期低增長現象，無疑為當今世界的新經濟體特別是中國敲響了警鐘。

　　哈伯德和凱恩(Hubbard and Kane)認為，日本經濟的主要特征包括政府制定和實施產業政策和選擇性的貿易保護政策;經濟金融體系被少數巨型企業所壟斷，而且這些少數巨型企業在橫向和縱向經濟鏈上盤根錯節;若干巨型企業幾乎控制整個國民經濟的另一面是企業家才能的匱乏;盡管日本也有大量的小型零售餐飲企業，但是缺乏進行技術創新的開創型企業家;一方面是日本具有少數在國際市場上極具競爭力的巨型企業，另一方面是日本國內市場由于過度管制和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而缺乏競爭和活力。

　　哈伯德和凱恩還認為，很多探討日本經濟模式的研究沒有區分追趕型國家和發達前沿型國家的區別。日本在追趕發達國家過程中主要依賴具有強制性的政府產業政策、出口導向以及對基礎設施的投資，而這些政策在日本經濟水平接近國際發達前沿型國家經濟水平之后便不再有效，其原因是發達前沿國家經濟(如美國)主要依靠保護市場競爭的社會經濟金融制度安排，如既允許、鼓勵、支持技術創新型企業家的涌現發展壯大，又允許大量的風險投資銀行家尋找有利可圖的創新型投資項目。

　　《失去的二十年》的作者池田信夫認為日本經濟長期停滯的原因有：日本沒有抓住以電腦和互聯網為主的信息產業發展的機遇;在制造業已經向低成本的模塊化組裝轉變之時，日本制造業仍然執迷于高端化、精細化的高成本路徑;由終身雇傭和論資排輩導致的日本勞動力市場僵化、年輕人上升渠道不暢;金融業發展落后，特別是沒有形成資助高新科技企業開發的風險投資體系等。

　　以上哈伯德和凱恩、池田信夫揭示的日本經濟增長停滯的原因在中國也或多或少存在，如對某些產業和國企的政策優惠，經濟金融體系被大批國企和國有金融機構壟斷，過度管制和大量既得利益集團的存在，金融銀行業不發達，特別是缺乏為高新科技企業開發融資的風險投資體系。更為關鍵的是中國經濟大體上完成了追趕階段，即中國經濟基本完成了可以依靠出口導向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而實現高速增長的追趕階段。換句話說，未來中國經濟的增長將主要依靠以滿足市場需求為目標的高科技產品和服務的不斷開發。

　　為了實現中國經濟由追趕型經濟向創新型經濟轉型，中國需要層出不窮的創新型企業和企業家。當然，這只是表面現象，從制度安排角度看，就是中國需要擁有允許、鼓勵、支持創新型企業家涌現并發展壯大的經濟社會制度安排。能否建立鼓勵和保護創新型企業家大量涌現的機制關系到一個國家的長期興旺發達。

　　日本制造業之所以未能轉型，是因為缺乏一批新型具有前瞻能力的企業家的不斷出現。產業升級不斷，只有站在生產前沿的企業家才能洞悉瞬息萬變的變化，因而需要把引領產業升級換代的任務交給千千萬萬個企業家而不是政府的經濟計劃部門。也許其中的很多企業家會犯錯誤而被市場淘汰，但是只要少數企業家感悟到并抓住國際上經濟技術發展的最前沿技術和方法，這些少數先進的企業家就能引領中國走向創新。

　　為建設創新型國家，中國面臨三項任務：第一，為從事經濟活動的千千萬萬個企業家提供一個公平競爭框架，包括一視同仁、不偏不倚的法規，對違法行為的懲罰。第二，建立完備的產權制度。只有完備的產權制度，才能保證和鼓勵技術創新、企業家精神、富裕階層不再移民和把財產轉移到國外。第三，建設穩健的能夠為非國有中小企業融資的金融銀行體系，其中包括能否為高新科技技術開發融資的風險投資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