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紡企境外辦廠難言輕松

　　“以前是國外給我們限配額，現在是自己限配額。政策初衷本是保護國內棉農利益，但波及了整個產業的利益。”肖景堯坦言，以前“走出去”是打破國際貿易壁壘，現在則是打破國內政策壁壘。

　　東渡集團是江蘇省“走出去”較早的紡織企業，今年1-2月銷售額和利潤率同比增長均達兩位數，訂單已排到9月份。董事長徐衛民介紹，2003年企業就將銷售中心放到新加坡，財務中心最近跟過去了。調查中，多位企業家坦言轉移的意愿很強烈，國內融資成本高達7%-8%，而國外最低不到2%，“對于借高利貸融資的企業，‘走出去’已成必然選擇。”

　　境外辦廠難言輕松

　　“走出去”到底走到哪?柬埔寨、越南、非洲、美國，這些被頻繁提及的投資熱地，各家企業都有不同考量。記者對華芳、東渡、紅豆、無錫一棉、黑牡丹、大生、悅達等江蘇省內15家重點紡織服裝企業統計發現，半數以上已在柬埔寨設廠。

　　江蘇華瑞集團1999年進入柬埔寨，當初主要為拿配額，現在則作為境外加工廠平衡經營風險。“越南土地私有，我們在越南的投資已高于柬埔寨，最近四年每年都翻一倍。”集團供應鏈事業部總裁孫家軍透露。在柬埔寨設有兩個工廠的江蘇A B集團正在考察越南，常州黑牡丹計劃在東南亞設廠，悅達集團則在津巴布韋建扎花廠。

　　重點企業聞風而動會否引發“轉移潮”?“向低成本區域集聚是企業的本能，整體來看，我國輕工產業已出現向外轉移的勢頭。”江蘇省紡織工業協會會長謝明分析，和電子等產業相比，鞋帽、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產品特性決定了其對海洋運輸要求高，不太可能通過向內地轉移降低成本壓力，這些產業在全球濱海區域梯度轉移，是國際產業調整的成熟路徑。

　　不過業內人士認為，中國還繼續保持著“世界工廠”的優勢，短期內低端產能外流不會太快。在東南亞設廠，產業鏈不配套，工人素質也是一大阻礙。“今年初柬埔寨發生罷工潮，部分中資企業1個月就損失200多萬元，加之當地旅游業發展迅速，紡織工人已不太好招。盡管難言輕松，但比在國內‘憋得慌’要好。”聯發集團棉紡公司總經理吳琦萍坦言。

　　企業發展先要自身硬

　　最近幾年的實踐證明，僅依靠廉價勞動力形成的比較優勢是不能持久的優勢，而體制機制創新正在成為新的發展紅利。業內人士認為，江蘇紡織服裝業基礎較好，原材料價格倒掛是企業經營困難最大的因素，如果能把棉花價差、配額等問題解決好，企業加大高附加值產品開發力度，還是能取得較好的效益。更關鍵的是，能統籌好全省的產業轉型、轉移節奏，避免現有產業騰了籠，新“鳥”又沒及時培育好，實體經濟不穩定。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要起決定性作用，而‘前道計劃經濟、后道市場經濟’是行不通的。”大生集團董事長沈建宏建議，棉花政策需要國家頂層設計，從種植、收儲、銷售等環節改革，當務之急是實行“價補分離”，使國內棉價更接近外棉價格。

　　“企業發展先要自身硬。”無錫長江精密紡織副董事長李光明認為，現在中國與東南亞的成本相差僅3-4倍，大家就喊著轉移，再過幾年東南亞的成本差填平后，又得尋覓新的“成本洼地”。如果我們的企業只是一只“候鳥”，滿足于在遷徙中收獲有限的利潤，而不走內涵發展之路，掌握產業鏈高端環節的核心競爭力，今后就真的危險了。

　　“走出去”值得鼓勵，應在渠道建設、營銷模式創新、產品設計研發等產業鏈高端環節有所作為，用足用好國際資源。大生集團正考慮參股或控股澳洲一家企業，搭建國際化平臺融入歐美市場;波司登堅持品牌國際化，已在英倫三島開設80多家連鎖門店，去年利潤增長1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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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企業出境投資失敗比例超10%

　　從2005到2013年，中國企業出境投資的984筆億美元以上交易中，問題或失敗交易達119筆之多，比例超過10%。這是在3月20日國內首個走出去智庫(C G G )舉辦的“中國走出去投資并購論壇”上披露的數據。

　　近年來，中國企業走出國門、進行跨境投資的趨勢已日益明顯。據預測，到2015年前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將達1500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金額將超過外商對華直接投資金額。

　　C G G智庫專家來自于國際一線實務經驗豐富的四大機構———中信證券、信永中和會計師事務所、中倫律師事務所和藍色光標傳播集團。

　　藍色光標傳播集團董事長兼C EO趙文權在論壇上透露，當中國產品走出去的時候，因為被認知為同類國際品牌便宜的替代品，往往只能折價賣;而當中國的資本走出去的時候，因為被認知為風險度很高，往往只能溢價買。

　　“從一些失敗的案例看，中國企業遠征海外的一個共性錯誤：沒有透徹掌握國際規則，以國內的經驗辦國外的事兒。”中倫律師事務所創始合伙人張學兵說。事實上，相當多的國際專業人士稱，中國企業在涉外交易的談判中，經常會接受對自身不利的合同條件和條款。

　　信永中和會計師事務所董事長張克也認為，中國企業投資海外過程中常犯的錯誤包括：目標不明確、盲目自信、不依賴專業機構、忽視前期咨詢調查、在人員派遣和控制方面存在誤區等。他建議，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應明確目標，充分重視前期準備工作，設定交易底線、注重并購過程管理和后期整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