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風尚 始動中華百年潮

　　100年前，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不僅是政治上的變革，也帶來了服飾上的新變化。作為辛亥革命的重要標志之一，中山裝曾被稱為中國的“國服”。

　　“服飾是中國最顯著的變化。你知道，中國人長久以來的服飾風格和我們有著多大的差別，你完全不能想象一個華人沒有穿戴中國服飾是什么樣子。但是現在，一切都改變了，身著西式服裝成了一個人時尚的標志。”辛亥革命后，美國基根-羅森克蘭茨公司駐華代表約瑟夫在《紐約時報》上撰文說，如果這種崇尚西方的傾向繼續發展下去，對于全球服裝市場的影響是令人驚訝的。

　　在百年后，回首曾經發生的歷史，約瑟夫的推斷已經變成現實，當代中國激越澎湃的時尚生態，吸引著全球的目光。而這風潮的開始，便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完整意義上的民主革命，說它完整，是因為它不僅是一場政治革命，更是一場文化革命和社會生活革命。辛亥前后的服飾變化，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當然，這種變化并不是革命發生之日才開始的，也沒有伴隨革命暫時歇息而停止，所以，與其說它是革命的一個標志，不如說它是百年中華時尚服飾潮流的開端。

　　在百年辛亥的紀念之時，我們不妨摒棄政治、文化層面，跟隨《百年衣裳》作者袁仄和胡月教授的講述，單從服飾變革方面去追尋那曾經的波瀾壯闊。

　　潮起百花齊放

　　辛亥革命，一場政治層面的變革，讓古舊的封建王朝在中國徹底土崩瓦解，同時也將國人頭腦中頑固存在了數千年的“服裝等級制度”消除殆盡。以服裝“昭名分，辨等威”的傳統苛刻禮教與風化觀念被徹底埋葬。換服飾，成為當時的人們在新思想、新文化沖擊下，對平等自由新生活最直接的追求體現。耐人尋味的是，辛亥的民主革命并不徹底，但在其影響下的服飾革命卻被堅決延續了下去。也從此開始了中國的“時尚”。

　　記者：在很多歷史文獻中，談到辛亥革命的社會背景，都有關于服飾的描述，當時國內社會的服飾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態?

　　袁/胡：辛亥之時，剪辮易服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當時有人形容說：“新禮服興，翎頂補服滅;剪發興，辮子滅;盤云髻興，墮馬髻滅;愛國帽興，瓜皮帽滅;愛華兜興，女兜滅;天足興，纖足滅;放足鞋興，菱鞋滅……”(《時報》1912年3月5日)。社會風尚的變化猶如走馬燈，新舊政治勢力的較量也表現在新舊服飾的角力上。當時的一切似乎變得十分混亂、復雜，西服革履、軍裝皮靴、長袍馬褂、袍褂翎頂，和各種不中不西、不倫不類的服飾同肩并行，可謂“中西合璧”、光怪陸離。

　　記者：有哪些代表性的服飾呢?

　　袁/胡：男性服裝當時社會上最普遍穿著的依舊是大襟右衽中裝長袍和馬褂，在西式服裝方面，民國元年民國臨時政府和參議院頒布的《服制》確定了大禮服，即黑色燕尾服，領型為尖角駁領，下領片飾以緞面料子，長褲的邊緣線嵌有緞面條飾。而西裝成為民國男性的半正式禮服，翻駁領，左胸開袋，衣身下方左右開袋，單排或雙排紐扣，與背心、西褲成三件套西裝，面料以毛呢為主，服色為黑色、深藍色或白色居多。西裝革履與長袍馬褂在民國初年并行于政治社交場合。

　　還有來自日本的一種改良西式服裝，為學生服，通常是立領，有三個暗袋七個紐扣;也有一個口袋，五個或六個紐扣的不等，多數為黑色、深色或淺灰色等。

　　此外，西式翻領、裝袖、開襟、衣長及膝的西式大衣，西式襯衫，手工編結和機械編結的毛衣(俗稱絨線衫)亦成流行，北京政壇軍閥們穿著的各色軍裝也成時尚。

　　女性服飾開始簡化，以上襖下裙為主流，衣服更加稱身適體，上衣腰身收得較窄小，大襟右衽，袖長不過肘，袖口呈喇叭狀，又稱“倒大袖”;腰臀呈曲線，下擺有弧形、圓角、直角等。女學生和年輕婦女受當時日本女裝的影響較明顯，高領衣衫狹窄修長與黑色長裙相配，襖裙均不施繡文。若加上一副橢圓的小藍眼鏡，穿一雙尖皮鞋，則是最時髦的裝扮。

　　記者：民國政府頒布的《服制》可算是歷史上第一次用官方法令的形式將西洋服飾文化引入中國，但為什么服制的選樣，基本上采用西洋服式為主?

　　袁/胡：辛亥革命前后，西裝常被視為革命黨人的標志，當時人稱“革命巨子，多由海外歸來，草冠革履，呢服羽衣，已成慣常，互相效仿，以為非此不能廁身新人物之列。”在上層社會，西服成為一種流行的“官服”。

　　從當時的照片可見端倪。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召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17省代表，與會者40余人，六成穿長袍馬褂，四成穿西服。1912年3月25日，內閣總理唐紹儀赴南京接收臨時政府，孫中山率總統職員和唐紹儀合影，照片上40余人，絕大多數穿西服。接受了西方服飾文化的革命者，在4個月后頒布的《服制》中，自然地選擇了西洋的服裝樣式。{page_break}

　　經典中山國服

　　雖然官方頒布的《服制》法令選擇了西洋服式，但和辛亥革命本身的不徹底一般，《服制》并沒有得到廣泛推行。反而是以中山先生命名的“中山裝”成為中國現代服裝史上最成功的民族化男裝，并伴隨著中國今后政治歷史的起伏跌宕而出現在各個時期，成為最具政治色彩和進步特色的服裝樣式。

　　中國歷史上有意義的服裝變革較大的有三次：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推行服飾漢化、盛唐帝王的集各族服飾擇優采取為我所用。但這些改革，無不是在傳統的范圍內反傳統，在不根本觸動服飾上的封建主義等級觀念的原則下進行的某些改良。而中山裝與之不同的是，作為一種根本性革命的產物，它既合乎國民的傳統審美習慣，也恰當地結合了國際現代服裝的審美形式與工藝，Y造型上沐現了廣大民眾對民主、平等、革新、進步等社會理想心悅誠服的贊賞和接受。

　　記者：中山裝活躍在20世紀中國政治歷史起伏跌宕的大部分時期，但關于中山裝的誕生等一些問題，在史學界一直存在爭論。作為權威的服裝史學家，請對此大致分析一下?

　　袁/胡：關于中山裝何時誕生，無疑影像史料具有無可比擬的權威性，它有比文字史料更加逼真的歷史史實價值。據查：現存最早孫中山穿中山裝的照片是1922年左右拍攝于他在廣東謀劃北伐時期。孫中山時任陸海大元帥，有史料稱：“一日，擬檢閱軍隊，欲服元帥裝，則嫌其過于隆重不適于時，西服亦無當意者……”故萌發并實踐了這種端莊簡樸的禮服——中山裝。此說當不虛，1922和1923年孫先生的歷史照片上頻頻穿著中山裝。據紅幫史的記載：約在1920年前后，孫中山由日本帶回日本陸軍士官服，要求上海“榮昌祥”呢絨西服號稍做改良，此說與1922年的圖像史料基本吻合。1924年北京政變后孫中山北上，途中他最后的留影中大多穿著中山裝，這位歷史偉人的最后穿著也為日后中山裝的流行打下了重要基礎。

　　依此推斷，中山裝應該出現于1922年前后。

　　但是，據紅幫服裝史的又一說法：1905年孫中山請日本華僑張氏“同義昌呢絨洋服店”創制中山裝。并提出所謂“早期中山裝”之說。不過，根據史料照片分析，在1912年前孫中山的影像中多穿西裝。惟有1912年任臨時大總統期間，孫中山穿過一種直立領，胸前兩口袋，有筆架型袋蓋的服裝。這種樣式既不同于學生裝，也不同于以后的中山裝。之后1914至1918年他又頻頻穿著學生裝，多幅標準照都是穿著立領淺色學生裝。故當時有“先生喜服學生裝”之說。

　　如果將1912年出現的立領兩袋有袋蓋的服裝稱之為“早期中山裝”的話，這將對中山裝形制的認定會發生歧義，但對中山裝出現的時間則推前到1912年。

　　至于是誰設計和制作了中山裝?這是所有問題中最難考證的問題，因為從一開始就缺乏準確、權威的史料佐證。

　　關于這個疑問有不同版本：一說基本認為是孫中山先生主創設計，因為孫中山先生最先穿著這種服裝，也是以上諸多中山裝來源說里提到孫先生提議以某款式改良設計而成，故以先生命名也是順理成章的。這種說法頗為普遍，亦很理想，將領袖神圣化非常合乎國民心理。{page_break}

　　而在《紅幫服裝史》的書中又有兩種說法。一說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橫濱，曾攜黃興等請日本華僑張氏同義昌呢絨洋服店，“將創制中國新服裝的意圖托付給張方誠等服裝界的華僑”，這批在日本服裝界頗負盛名的裁縫根據孫、黃的意見試制了初期的中山裝，即所謂早期中山裝。接著的說法是“孫中山先生曾帶著日本陸軍士官服、學生裝和在日本時做的早期中山裝到‘榮昌祥’，要求以這幾種服裝為基樣，做一套直翻領、有袋蓋的四貼袋新服裝，袋蓋做成倒山字形筆架式，稱‘筆架蓋’……把門襟的7粒鈕扣改為5粒，象征五權憲法。袖口4粒鈕扣改為3粒，象征三民主義。”由上海“榮昌祥呢絨西服號”老板王才運在此基礎上完成中山裝。

　　還有一廣東版本：孫中山先生授意華僑黃隆生設計中山裝，稱1911年后，革命黨人服裝繁雜，孫中山先生難以定奪，委托黃隆生設計制作一種與眾不同的新款式，要求既要有中華民族的傳統特點，又要適合當今世界潮流之趨勢。黃隆生接此重任后，參考了多種服裝的樣品，選了一種以英國學生制服為藍本設計的親自縫制好的樣品，交給孫中山先生過目。當即受到孫中山和革命黨人的歡迎，這便是人們喜穿的中山裝。”

　　以上線索尚缺乏史料佐證，只能如此推測：中山裝是某裁縫在孫中山的授意下設計制作而成的。更加準確的結論仍待進一步考據。

　　記者：中山裝誕生頗多謎團，那它又是如何從當年中山先生的身上演化到普通大眾的?經歷了怎樣的過程，而被國人普遍接受認知?

　　袁/胡：雖然孫中山先生受到各界人士的崇敬，但無論是1912年還是1924年除孫先生外幾乎無人穿著中山裝。所謂“當時穿中山裝眾”的說法不實。即使1925年以后的照片，除極少數國民黨要員偶有穿著外，難覓中山裝蹤影。

　　南京民國檔案館存有1927年6月周文亮呼吁改革服制的提案《呈請改革服制以重觀瞻》可以證明，即使在上世紀20年代末，中山裝仍在推介之中。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初立，政治中心南移，民眾呼吁改易服制，推廣中山裝，但未獲官方首肯。但中山裝的政治取向明顯，1928年12月，張學良在東北宣布易幟。隨后，他首次穿上中山裝，宣誓就任東北邊防總司令，《北洋畫報》即時刊登了少帥身著深黃色中山裝的照片。

　　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頒布了新的《服制條例》，這是繼民國元年《服制》后的一次重要改制。新服制廢除燕尾服，規定男子禮服為袍、褂，定學生服為男公務員制服。但中山裝的制服地位并未明確，現今許多文章稱此時中山裝定為制服并不屬實。

　　從上世紀30年代民國檔案可反映出，國民黨部曾發出《黨員服裝宜用國貨案》，呼吁黨員服用國貨，所謂國貨包括中山裝。1930年2月，外交部條約委員會的周緯遞呈《行政革新數事》的提案，其中所謂“正服色”部分曰：“請明令政府機關及學校人員，職無大小，一律改著中山服裝。理由如下：(1)遵從總理遺訓;(2)淘汰舊服以新氣象，避免洋裝以推經濟;(3)整齊劃一;(4)便于體育;(5)引導民眾(中山裝價廉易職制，雖貧民亦易仿著)。”

　　早期中山裝的穿著范圍鎖定于政界官員，一般是三民主義的追隨者。當時的市民、職員等人更習慣穿著中式長衫或西裝、學生裝。直到1936年民國政府的《修正服制條例草案》，中山裝才被明確并強調作為男公務員“制服”，自此中山裝便漸漸推廣開來。

　　以后由于中國的政治領袖主要穿著中山裝，所以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中國流行最廣的服裝即中山裝，其中由于毛澤東的穿著和政治影響，這種服裝又被西方媒體稱之謂“毛裝”。這時的中山裝成為紅色中國的一種政治符號。

　　不可否認，中山裝的出現和普及與政治領袖的倡導、政治形勢的變化密不可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中山裝的服裝樣式外觀輪廓周正，結構合理，線條分明，功能性強，具有嚴肅、莊重、樸實的美感，其整體造型體現了民主、平等、革新、進步等社會理想和大眾愿望，不受地區、年齡、社會階層、地位的限制，因而獲得了來自廣大民眾心悅誠服的贊賞和接受。

　　記者：隨著時間的演變，承襲到現在的中山裝和中山先生當年穿著的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其服裝樣式經歷了怎樣的演變?

　　袁/胡：中山裝樣式從初始到完成經過了一定的改變。最初為七粒紐扣，胸前為褶裥袋，背有背縫，后背中腰處有腰帶;夏用白色，其他季節用黑色。從文獻資料上尚難找到最初的中山裝究竟有幾粒紐扣、多少口袋、明袋還是暗袋，均無準確記錄。所謂“早期中山裝”是關閉式立領、兩胸袋和袋蓋，袋蓋無紐扣，到以后成為翻立領、四口袋、袋蓋有扣的中山裝。

　　中山裝形制基本確立于20年代。其主要特征為：由底領和翻領構成領子，是領角呈八字形的立領;上下有四個加袋蓋貼袋，胸袋袋蓋呈倒山字筆架型，稱為“筆架蓋”;下邊兩個謂吊袋，即袋邊沿活口的口袋，俗稱“老虎袋”(袋邊沿有伸展活口的口袋)，四個口袋都以紐扣扣合;前門襟五粒明扣(最初七粒);袖口上各有三粒扣子;最初的后背有腰帶、背縫和開衩，以后取消了腰帶和開衩。南京國民政府到上世紀30年代把中山裝列為公務員服裝。將中山裝的四個口袋喻為“禮、義、廉、恥”;胸前五粒紐扣喻為“五權分立”;袖口的三粒紐扣喻為“三民主義”之說，雖未查到史料記載，但流傳甚廣。

　　站在“東風西漸”今天的繁華之上，再回首百年前“辛亥時尚”的斑斕，似乎能夠從服飾的變革中看到一種歷史發展的必然。同樣是在文化交流碰撞下的產物，同樣是在這片中華大地上，百年前的茫然與百年后的昂揚跨越時空而融合，駐足中華的時尚潮頭，那源頭的辛亥時尚卻是值得我們深思、深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