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性增稅和結構性減稅并舉

　　關于中國創新企業的減稅等。對于個稅改革，賈康認為應該提高個稅起征點和減少征稅級數。

　　網易財經：2010年GDP增長10%，財稅增長21%，財稅收入占GDP的比重從2001年的15%提高到了去年的27%，你怎么看這個現象?

　　賈康：在一定意義上來說，它印證了改革開放的前半段，放水養魚，放水讓利，培養財源。這樣一個大趨向是正確的，培養財源到了一定的轉換點之后，一具體的表現就是1995年之后，市場經濟目標明確了，財稅體制的分稅分級框架構成了，以后運行越來越正常，放水養魚就進入了收獲期，進入收獲期以后，財政收入，經濟發展過程當中就出現了占GDP比重恢復性增長。從現在來看，這樣一個過程，放在歷史變化過程中間，就好理解一些，他不是一個很畸形的問題，而是一個在中國發展過程當中出現了這樣一個，還沒有走到過渡的狀態，當然我們要進一步探討，什么情況下應該讓它相對穩定下來。國際比較來看，直觀的是說，我們現在仍然只達到了發展中國家，這個指標的中等偏下一點水平，有關部門認為，我們公共財政現在要更多的來發揮作用，來改進民生，履行經濟社會轉軌過程中間很多公共職能，這個比重就是再提高一點，也應該說，在數量上面來說，沒有大的問題。關鍵就是怎么樣提高財政資金使用的績效，其實現在社會方方面面關注的是這個問題，作為納稅人把錢交給了國庫，公共財政系統有沒有可能盡可能的高績效，高效益，非常有效的把資金使用好，要把這個做好，一系列的制度建設問題，從透明度開始，到預算制度的全套的改進，管理水平的提高，有很多很多問題需要討論，但是我們這些年改革過程中也在做這樣的大量的工作，就是這些工作表現為財政管理，預算管理的改革，但實際上它實際的指向都是聚焦到提高公共資金，財政資金的使用績效，在這個方面我們要做很多工作。

　　網易財經：政府收入GDP比重的最高點你覺得是多少?

　　賈康：我們現在有測算，財政收入，或者叫政府收入，全口徑政府收入和GDP相比應該不超過35%，我們現在大概是在30%出頭。

　　網易財經：你剛才還提到一個國際經驗，我之前聽過錢穎一教授的演講，他里面也專門針對這一塊兒提了他的觀點，他說中國不宜跟國外對比，他說的原因是，因為國外他的支出，很大一部分束縛不了支出的動作。但中國可能很大一部分都沉淀在政府機構或者低效率的事情上面。

　　賈康：他還是說的績效問題，我們現在的支出，首先得承認，用于基本民生的，所謂民生的服務均等化和體系化重點是非常明顯的，也是不斷在強調，不斷在加強的。但另外一方面，由于種種原因，我們資金使用的績效確實存在低水平的問題，行政成本還偏高，財政部門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實話實說，很多東西是需要配套解決的問題，不是財稅部門自己一個部門能夠解決的問題。這個事情的實質是在互換綜合配套改革。

　　網易財經：您作為財稅部門的專家，您認為我國減稅空間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

　　賈康：減稅的空間我們是非常看重的，“十二五”期間，第一個大的減稅空間就是我們這些優質稅，前面已經做了所得稅的兩法合一，增值稅轉型之后，要進一步推動增值稅的擴為，這個擴為就是要把增值稅用來替代，置換服務業現在實際上實行的營業稅，營業稅它的弊病就是形成比較多的重復征收，而第三產業要鼓勵它發展，如果拿增值稅來替代它，增值稅有一個好處，可以減少重復征收，實際上使服務業它的稅負下調，這是結構性減稅很重要的方面。好處就是可以適應現在我們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升級換代的需要。

　　另外一個結構性減稅就是對于小企業，已經推出的優惠減稅措施要繼續推行，而且要想方設法進一步利用。對一些草根創業行為，小企業發展，應該更多的體現稅收的優惠和支持。還有就是創新，企業的研發投入，怎么樣更實在的得到所得稅抵免等等稅收優惠，怎么樣鼓勵企業，大家一起來努力，更有積極性來創新，升級換代，這樣也是共同形成一個走創新型國家道路的局面，對于全局來說是一個長遠意義非常明顯的激勵導向。

　　還有就是個人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它怎么樣減少低端稅負，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昨天我注意到，溫家寶總理明確的說，馬上要開會研討，是不是提高起征點，官方所說的稅率扣除。我們的角度來講，隨著物價上升水平，做動態調整肯定是必要的，但是在這里面如果要考慮更全一點，提高起征點同時，有沒有可能把九級超額累計工薪收入所得現在的制度把它優化一下，不要搞九級，是不是可以縮到六級，五級。低端的稅負調低，高端的稅負怎么樣讓它適當的增加，怎么把綜合的因素加進來，這也是更充分的來研討，估計也是一個漸進過程，很難說一步就取得多大的成效，很可能是多步的來漸進的調整優化。

　　這些之外，可能還有一個增稅減稅合在一起的一個舉措，在“十二五”期間，我們在環境稅這方面，一方面要考慮是不是推出，針對化學燃料消耗的碳稅，如果能夠推出碳稅，對于多排放企業增加了一個稅收負擔，但是同時應該按國際經驗，在這個稅的改革中間，保持一個宏觀稅負不變的原則，這塊多征一些碳稅收入，在法人所得稅，就是企業所得稅方面應該相應調減一下，這樣的話，結構性增稅和結構性減稅并舉。

　　好處就是所謂雙重紅利，一方面使排放嚴重的企業，他把原來負的外部性，社會成本推到全社會去承擔，現在通過稅收杠桿把它內部化，逼著他自己減排治污，這是一重紅利。另外一重紅利，企業普遍的得到了一個所得稅降低的好處，鼓勵他們更好的發揮市場主體的作用，這是雙重紅利。宏觀稅負有升有降，這也是“十二五”期間應該提到的事。

　　另外還有一點，我們認為“十二五”期間還有費改稅，社會保證繳費，隨著社會保障統籌層級的提高，最典型就是基本養老走到全社會統籌，隨著這個過程，社會保障的繳費應該調整為規范的繳稅，社會保障稅，本質上是費改稅，不是增加稅負，而是使稅收的征收成本更低，它的運行更加符合現代的社會管理的客觀需要，低成本，高效率，在全社會形成基本社會保障，基本養老的蓄水池，形成全社會最規范的，按照法律框架來征收的這樣一個形式。

　　網易財經：分稅制這一塊兒未來你是怎么看?

　　賈康：財政的分稅制最關鍵的是在省以下怎么貫徹落實，我們省以下現在實際上還沒有進入分稅制狀態，還是五花八門，討價還價色彩非常濃重的分成制和包干制。“十二五”期間，中央文件已經非常明確的說提升省級財政的稅權，稅收管理權，適當提升他們稅權的同時，要打造地方體系。前面提到的房產稅改革是在這方面做的一個重要的制度推進，以后他應該在地方體系里形成一個支柱。

　　另外，現在已經在新疆先行起動的資源稅的改革，有希望給中國西部工商業活動不太發達，但是它的資源富有的這些區域，提供支柱，這兩大支柱我們非常看重，如果有這兩大支柱，再加上其他的地方稅，地方稅體系“十二五”期間應該更明確的見到它的基本模樣，和這個相配套，要在地方概念之下扁平化處理。通過省直管縣，通過鄉鎮綜合改革，爭取最后形成中央省市縣三級的分稅分級財政體系。

　　網易財經：下一步的分稅改革，不是中央和地方，而是省和縣之間。

　　賈康：不是，也是中央和地方，但是重點是省以下，通過省直管縣，它的基本框架更好的形成。中央對于地方概念下的省和市縣之間怎么樣進一步優化體制，還有很多的話可說，這也是要綜合在一起考慮。

　　網易財經：大的思路還是延續94年那個。

　　賈康：對的，我們認為94年的基本制度成果要堅持，它遺留的問題要爭取合理得到解決。

　　網易財經：你剛才也提到了個稅，您從研究者的角度看，起征點應該提高到多少比較合適?

　　賈康：起征點是一個很技術性的事，如果比較粗線條的說，適當提高也不宜一下提得過高，更多的是要考慮怎么樣綜合配套做改革。比如我前面提到的九級超額累計是不是可以縮小到六到五級，因為稅率的低端怎么處理，中端怎么處理，高端怎么處理，都得具體設計。

　　網易財經：這個實現的話有沒有預期的時間?

　　賈康：今年就應該看到動作了，就是它調整的動作，今年應該能夠看到。

　　網易財經：包括分檔的這個。

　　賈康：有可能涉及到九級減少層，超額累計的級次，有可能。

　　網易財經：目前您認為企業的稅負重不重?

　　賈康：企業稅負還得具體分析，我們前面說的中國的宏觀稅負不應該認為是特別重，但是不同行業，不同企業要具體分析，我們認為小企業，創新型企業他的稅負應該進一步減輕，也就意味著，雖然看起來他并不比其他的企業更重，但是對他們來說偏重了。另外在某些行業，比如第三產業，看起來營業稅也是比較規范的，但是它有重復征收因素，也是偏重了，都得具體分析。

　　網易財經：您剛才提到這點非常重要，我們注意到無論是社會學者，法學者，甚至是經濟學者，他們現在歸結中國改革下一步的動力，或者是總本質的就是財政公開這一塊兒。

　　賈康：很有道理，他這個財政公開說起來就是大家公民意識和納稅人意識在不斷提升，中國社會面臨一系列挑戰，一方面發展的很好，另外一方面矛盾凸顯，各種各樣的矛盾，資源環境制約之外，人際關系的矛盾，分配公平的矛盾，所有這些都必然要聚集到一點，就是應該對這個過程發生重大作用的財政分配體系，它的信息是怎么樣的，納稅人，公民，首先要求知情權，就要求透明度提高。后面叫做什么呢?叫做質詢權，建議權，參與權，最后就是社會公共通過一個合理機制來共同決定公共資源怎么樣優化配置的決策權，回到一句老話，共產黨所說的人民一群眾當家作主。這樣一個制度建設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因為我們要克服很多很多我們現在制度里面的弊病，所以大家看重了財政透明度，后面跟著隱含著一條線索，通過財政管理的民主化，法制化，進而拉動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民主化，法制化，這個事情必然要求財稅改革和其他稅改革相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