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樁勞動爭議都是一堂法律課

　　林峰是一名80后律師，也是本報勞權周刊“智囊庫”成員之一。與同齡人相比，林峰“出道”很早，他大學剛畢業，就擔任了建筑企業的法務，從事勞動爭議、工程糾紛、人事傷害賠償以及經濟案件。

　　2008年，《勞動合同法》施行后，各區縣勞動爭議案急驟上升，他擔任了閔行區勞動仲裁院兼職仲裁員，在處理大量的案件中，他認識到：勞動關系不僅與社會經濟發展密不可分，也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一環。作為法律工作者，有責任也有義務做好這方面的工作。30歲出頭，他就開辦了律師事務所。數年以來，已承辦了上百件勞動爭議案，中央電視臺等媒體對他進行了采訪報道。

　　2009年，我的律師事務所開張不久，一位大學同學前來造訪。言談間，這位同學介紹了一個案件。他的親戚在一家廣告公司擔任創意總監，月收入2萬元。雖然工作一年多，但企業從未與他簽訂過勞動合同，也沒有繳納過社會保險費，且工資都以現金的形式發放。由于工作中得罪了領導，領導便以不支付工資的方式趕他走。

　　同學說，親戚憤怒之下，找到一位律師，以企業不支付工資為由，申請了勞動仲裁。

　　看上去，這是一個簡單的“一邊倒”的勞動爭議案件。但我略一沉思，提出了自己的擔心：“道理確實在勞動者一邊，但勞動者有沒有證明法律事實的證據?在勞動爭議中，首先要確定的，就是當事雙方的勞動關系，企業未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未繳納社保，工資現金支付，勞動者拿什么來證明與企業的勞動關系?雖然在舉證責任分配上，用人單位對支付工資等負有舉證倒置的責任，但萬一用人單位‘一賴到底’怎么辦?”

　　同學馬上把他的親戚找來。他的親戚聽完我的建議，先做了撤訴，轉而提出由我代理。為了查明案件，我建議勞動者先向勞動監察舉報，請求勞動監察就企業不簽訂勞動合同進行調查。

　　一段時間后，勞動監察調查結果出來了，查明企業未與這位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憑借監察結果，我們再向勞動爭議仲裁院提出申請，由于證據確鑿，該案的審理變得極其簡單，最終，勞動者獲得十多萬元的賠償。

　　通過此案，我想提醒勞動者：在現實生活中，碰到用人單位違法行為，千萬不要意氣用事，盲目啟動訴訟程序。而是要冷靜地搜集證據，將事實確定為法律事實，才能維護好自身的合法權益。

　　2015年的一天，一位勞動者走進我的律師事務所，敘述了他的遭遇。

　　他在一家輪胎廠擔任安全部主管，是名老員工。半年多前，一位新進企業的員工手指受傷，他找到這位員工，了解傷害情況。員工說他在家不小心摔了一跤，傷及了手指，不能算工傷也不愿申報工傷認定。他當即做了筆錄，并讓員工簽字確認，還向分管安全的領導進行了匯報。

　　事后，單位領導知道了這件事，認為員工是在單位工作場所內發生了傷害事故，符合工傷認定的條件，而他不為員工申請，存在欺詐的行為，做出了嚴重違紀，提前解除勞動合同的決定。

　　我聽完這位勞動者的敘述，當即拍案而起。我認為，這位勞動者盡到了安全部門調查核實的責任，用人單位以嚴重違紀理由解除他的勞動合同，是一種草率的行為。

　　代理案件后，我冷靜地對案情作了詳細分析，認為要擊中對方要害，就必須請分管安全的領導、受傷的職工出庭作證，以弄清案件的來龍去脈，強化我方的觀點和證據。

　　庭審中，我闡述了訴訟請求和觀點。我認為，我的當事人已盡到安全部主管的責任和義務，且完全按操作流程操作，并無不妥。對方代理人認為，受傷員工有顧慮，作為安全部主管，應該消除職工顧慮，堅持一查到底。

　　在質證的關鍵時刻，我當庭提出請第三方出場質證。分管安全的領導出庭后，他明確表示，我的當事人確實就新進員工受傷事實向他做過匯報，還給他看過新進員工簽名的筆錄。而新進員工作證時，他表示，自己確實是在工作場所受傷的，但由于上班才一個多月，擔心報了工傷，影響自己的前程。因此，說了假話，且堅持不做工傷認定，還在筆錄上做了簽名。仲裁委認可了我方觀點。對方不服，官司打到一審二審，最終，我的當事人獲得了40多萬元的經濟賠償，我為自己維護了勞動者的利益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