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權故事：工會主席遭遇“粗暴”解雇

　　李平(化名)是一名盡職的工會主席，在公司2011年宣布停產，2012年開始裁員時，他就開始了馬不停蹄的談判：該給這名職工多少補償金，職工還有什么訴求，職工和企業之間的矛盾在哪里，李平就像是個不知疲倦的“永動機”，放棄了年休假，盡可能地服務好一批又一批職工。

　　陸陸續續地裁員持續了三年，到2015年的時候，公司內剩下的只有包括李平在內的幾個極少數人。在他和工會干部的努力下，絕大多數職工都在和企業的協商解除中得到了滿意的結果。

　　李平在化解企業和職工間的糾紛上可以說功不可沒，可這并沒有為他帶來好的福報。2015年6月，企業把裁員的目標轉向了李平這幾名元老，沒有賠償金，沒有解除理由，甚至連事先的解除通知書也沒有，企業就直接出具了退工單。企業毫無征兆的做法，讓一貫堅持按法定程序處理勞動關系的李平有些措手不及，也讓他十分難以理解，在向上級工會報備企業裁員情況的過程中，曹路鎮總工會得知了此事。

　　或許是出于職業敏感，又或許是為一名勤勤懇懇履職的工會主席抱不平，曹路鎮總工會在得知此事后，第一時間上報了浦東新區總工會。

　　“我們了解了大概情況，就覺得幫這位工會主席維權是我們上級工會必須要做的事情。”浦東新區總工會的維權保障部說到做到，很快，2015年7月，滬上知名的勞動法律所上海江三角律師事務所接受了這項委托。

　　全權負責該案件的上海江三角律師事務所律師崔亞娜向記者透露，李平案件的幾個爭議點包括，他工會主席的任期到2016年5月31日，公司單方面解除是否違反《工會法》的特殊保護?公司停工停產是否對他未休年假產生影響?還有工會主席的津貼等問題。

　　從情況調查，收集證據，到起草申請書，遞交訴狀，崔亞娜和同事黃包辦了所有程序上的工作，而浦東新區總工會也不定期地和律師開會溝通，了解事件進程。最終，經過為期兩年的仲裁、一審、二審，法院判決企業應支付李平違法解除賠償金、應休未休年假補償、工會主席津貼等總計43萬余元。

　　“這個案子的關鍵點是李平工會主席的身份，圍繞這個身份有合同在任期前結束，工會主席津貼享受多少等，都是爭議的焦點。其中工會主席享受行政副職待遇有一個全總的通知，但沒有法律保障，好在李平任職工會主席之前，有一份企業回復曹路鎮總工會的函，明確了李平應該享受的津貼金額，雖然在具體實行時，金額有差異，但也實際履行了部分。”崔亞娜分析。

　　關鍵詞：全動員李平最終拿到了43萬余元的賠償金，他的勝訴得益于浦東新區總工會引入專業社會力量的決策，得益于曹路鎮總工會的先期干預，也得益于上海江三角律所律師的專業能力。他的成功維權是浦東法律援助力量全動員的成果。

　　浦東區域面積大、勞動爭議數量多，隊伍人員看似數量較大，但在實際工作中仍顯得捉襟見肘，常常疲于應付。另一方面，現有隊伍較為年輕，他們雖有較為扎實的理論知識，但在群眾工作經驗等方面存在短板，還缺乏豐富的實踐經驗，有時會讓法律援助工作陷于被動局面。

　　因此，幾年前，浦東就開始探索整合社會力量。通過資源整合、購買服務等方式，建立起一支包括社會律師、工會志愿者等在內的社會化維權工作隊伍，并通過強化勞動關系指導員隊伍服務力度等方式，提升隊伍的專業水平。同時，區總也積極挖掘工會自身力量。立足“干中學、學中干”，對工會法律援助工作者進行輪流實踐培訓，通過親臨勞動爭議處理現場、跟隨帶教老師處理具體勞動糾紛等方式，不斷增強自身能力和水平。

　　浦東的法律援助還有一項特色，是與政府部門尤其是勞動保障行政部門、社保經辦機構、安監部門有效對接，并推動街鎮、開發區工會與區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各科室之間建立點對點聯系。2016年，區總與區社保中心進行7次聯合執法，敦促企業主動履行社會保險費繳納義務，涉及企業26家;與區安監部門聯合進行勞動安全事故調查93件，敦促企業不斷提升安全意識、改善安全措施。

　　關鍵詞：全覆蓋在李平的案子中，浦東新區總工會維權保障部部長劉述富不止一次提到，要不是他是工會主席，了解工會工作比較多，換成其他職工，或許不會第一時間想到有維權需要，找工會娘家人。雖然近幾年，工會維權的力度不斷加大，但在職工中的知曉度還有待提高。職工在遇到勞動糾紛、沖突事件時，很少主動到工會尋求法律援助，這使得工會法律援助機構大多只在信息傳遞方面發揮作用，法律援助中心、分中心和信息站的工作也主要停留在法律咨詢、法律宣傳等方面。

　　為了突破這個困局，浦東新區總工會確立了服務獲取無障礙，即：服務無償，對職工所有合法訴求提供代寫法律文書等無償服務;身份無限，即無論職工是正式工還是非正規就業人員，都不設限制;時空無礙，即不分時間地點，只要職工有需求，就想方設法提供援助的“援助全覆蓋”戰略。

　　同時，借助區總工會強大的職工互聯服務系統“工會通”，通過其中的“我要維權”專窗，直接聯系服務職工個人，搭建“業務派單+限時反饋”的工作機制，實施專職工會工作者“坐班”、專業律師和心理咨詢師“輪值”的線上線下一體式服務。

　　關鍵詞：全方位要提升工會法律維權的知曉度，僅靠拓展信息渠道、加強宣傳還是不夠的。在職工心中地位的穩固，核心要素是服務和作為。

　　浦東新區總工會在援助內容上倡導全方位、多維度。包括探索規范化、標準化的工作指導模式，通過編纂印制工作手冊、對工會法律干部進行培訓及完善維權聯絡員制度、信息報告制度等方式，幫助指導基層工會做好法律援助工作;還有用好“兩書”(整改通知書和處理意見書)及市公共信用信息平臺，明確凡進入信用平臺的企業不得參評市級以上榮譽等。　　“當然，規范的操作模式、懲治措施，都需要完善的制度做支撐。就拿工會主席李平的事來說，工會主席在關停并轉企業中是高危職務，要履行維護職工權益的職能，就有可能和行政方面撕破臉，但真到最后自己離開時，可能受到的侵害更大，企業內卻沒有可以依靠的人。為此，我們上級工會在政策制定上要充分考量他們的特殊性，要有制度上的保障讓他們敢于履職，敢于為職工說話。”據劉述富介紹，浦東新區在前兩年已經實施了兼職工會主席津貼制，這項機制運行以來，已經成功為多名工會干部維權。

　　“工會干部既是我們的職工，又是我們工會的助手，維護他們的權益我們更責無旁貸。我們常說援助內容要全方位，不僅要關注職工在生產過程中的相關權益，還要關注與其相關的文化、政治方面的權利，全方位開展工會法律援助工作。李平事件中的工會主席津貼之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浦東新區總工會負責法律援助事物的張蕾介紹。

　　從浦東的實踐看，法律援助中心和各分中心、信息站基本能夠做到“勞動仲裁援助到執行、勞動調解援助到簽訂協議、勞動沖突事件援助到法院”。但是，近兩年來，在勞動爭議仲裁(法院判決)的執行、勞動協議的履行方面屢屢碰壁，經常會出現案了事未了的情況，前期、中期雖然做了大量的工作，卻難以應對執行這一重要的收尾工作。

　　針對執行難的情況，浦東新區總工會要求，法律援助要積極建立爭議案件的跟進機制。時刻關注案件進展，監督判決的執行，絕不能送走案件當事人就了事。要對案件進行經常性回訪，對勞動裁判得不到執行、勞動協議得不到落實的案件，要做到再次介入。

　　崔亞娜告訴記者：“李平的案子我們跟了兩年，從入企業調查，到撰寫申請書，從仲裁一路打到二審，剛開始也沒想到會持續這么久，但區總當初和我們律所合作的協議就明確了，法律援助要維持到執行，只要職工還有需求，我們的援助就還要繼續。”

　　職工需求的多樣化決定了工會提供的服務也應多樣化，浦東新區總工會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他們提出，對職工通過不同途徑提出的法律援助需求，要分門別類進行歸納整理，提出具體應對措施;加強信息互通，推動與市總工會會員服務卡數據庫、困難幫扶數據庫以及全總困難職工數據庫等進行對接，為庫內有法律援助需求的職工開辟維權“綠色通道”;實現與職工“零距離”對接。制作法律援助電子地圖，讓職工用手機等，就可以隨時查詢法律援助服務站點的分布情況，并根據實際需要選擇相應服務。

　　參與法律援助的力量不僅要有量的積累，更要有質的保障。把好人才關口、提高能力是浦東新區總工會下一步關注的重點。具體來說，工會法律援助崗位新調進或錄用人員，原則上應當具備法律職業資格或法律專業背景，并通過崗位提升等方式，不斷提升自身能力和水平。同時，選好、用好職工維權法律顧問團，發揮其在理論政策、業務水平和辦案能力等方面的優勢。

　　另外，建立起評估機制。無論前期處理，還是中后期跟蹤與回訪，都按照人頭一事一議，不但要對工作作出適當評價，還要給相關人員以合理補貼，提升其積極性和主動性;可以考慮建立“工平勞動關系服務中心”，以NGO(非政府組織)的形式運作，區域內發生勞動爭議不能就地化解的，先轉由該中心調解，調解不成再轉入區總。該中心工作人員的招募不限于浦東，不需要固定坐班，也不要專職配備，充分實現區域內外的人力資源共享。

　　關鍵詞：全覆蓋→一小時服務圈為實現法律援助全覆蓋，浦東新區總工會搭建起了“1+8+N”的組織服務網絡，在此基礎上，區總進一步探索覆蓋范圍縮小到“一小時服務圈”內：在規模企業推進勞動關系信息員建設，力爭做到涉企勞資關系矛盾不出廠門。有條件的地區可在非公企業密集的街鎮、園區、樓宇設立工會勞動爭議調解室，主動引導職工通過先行調解的方式解決糾紛;進一步擴大援助服務網絡，實現職工到法律援助中心、信息站的時間不超過一小時的目標，使職工就近、快捷、有效獲得法律援助。

　　對于“全參與”的升級探索，浦東新區總工會構想，建設一站式法律援助。充分整合工會各項職能，將信訪、監督、調解、援助等各種維權手段有機銜接起來，為有援助需要的職工提供一站式的法律服務;主動與人社、司法及法院等加強溝通聯系，建立援助服務聯動制度，形成合力推進工會法律援助的工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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