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蘭格紋承載的英國史

以溫莎公爵夫人為靈感的Dior 2011早秋系列

　　說到英倫流行，我們就不能不說格紋，就像說起美國，總忘不了提及好萊塢電影。格紋有和好萊塢電影十分類似的地方，比如，作為一個整體概念，好萊塢出品的電影總被認為“千人一面”，而在大多數人眼中，所有的格紋也都是一樣的。其實，現在英國的格紋面料生產商，每年都會生產五百到七百種不同的格紋設計，而研究者搜集到的紋樣，總數則超過七千種。

　　為什么在小小的不列顛島上會誕生這么多的格紋設計呢?這要從格紋的歷史講起。現在通常所說的蘇格蘭格，英語里稱“TARTAN”，它來自于古法語里的羊毛“tirer”一詞，意為“花格絨呢”。如今，大家一提到蘇格蘭格，總覺得它們是代表著某些家族和氏族的標志，起著徽章一樣的作用。其實，最早的TARTAN完全是風尚產物。當時洗染布匹需要植物染料，而各個地區出產的能染色的漿果蔬菜種類不同，導致不同地區格子的顏色大小都不一樣。所以，十八世紀早期，人們從對方身上的格紋中讀到的信息不是你隸屬于哪個家族，而是你生活在哪種作物的產區，就和曾經的東方居民偏愛絲綢，而西方人士喜好羊毛麻布一樣。不知道讀到這里，下次選擇格紋是，你的心理壓力會不會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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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4年，蘇格蘭高地士兵

1749年身著Tartan的John Campbell

1746年，英國國土上最后一場戰役：卡洛登戰役

　　TARTAN的命運在1746年起了變化。原因是1707年，蘇格蘭與英格蘭合并了，而1746年，在贏得了鎮壓蘇格蘭人起義的卡洛登戰役后，漢諾威王朝頒布了歷史上著名的“著裝令”(Dress Act)。法律規定，除了加入英國軍隊的蘇格蘭士兵，其他蘇格蘭人只能以英格蘭裝束為標準，禁止穿著民族服裝“基爾特”(“基爾特”是蘇格蘭高地人的服裝，“Kilt”一詞來源于古斯堪的納維亞語，意為折疊包裹身體的衣服。最早的基爾特是用一段超過一米半米寬、六米長的未經裁剪布料，折疊裹在身上。腰間有時會用皮帶固定，為了對付陰雨寒冷的氣候，更有把布料浸透鵝油的做法，以達到進一步防水的目的。從十七世紀開始，“基爾特”就被定為軍服，成為蘇格蘭的象征)和TARTAN格紋，違者首犯會被處以六個月監禁，再犯將判七年流放。“著裝令”與禁止使用蓋爾語等一系列封殺民俗文化的措施，引發了蘇格蘭人的強烈不滿，并與之抗爭了近半個世紀。直到1782 年，倫敦高地協會(Highland Society of London)在格雷厄姆侯爵的領導下發起運動，終于成功推翻了“著裝令”，保住了蘇格蘭這一悠久的著裝傳統。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此時格紋重回蘇格蘭，和歐洲浪漫主義運動影響波及英國息息相關。英國人開始重新審視起這種凱爾特人的著裝方式，而沃爾特·斯科特爵士的著作，起到了進一步推波助瀾的作用。此后，喬治四世穿著蘇格蘭高地禮服“基爾特”進行國事訪問時(當時喬治四世依然不敢完全遵守蘇格蘭的著裝傳統——短裙下面應該什么也不能穿)，而當維多利亞女王訪問高地后，她對蘇格蘭裙和TARTAN的迷戀，讓格紋正式邁上了流行之路。

　　今天人們總覺得格紋與氏族和家族的血統有關，這種認知因何而來呢?首先，它得益于自蘇格蘭軍隊對格紋的使用。另外，我們可以上溯到十八世紀后期一家名為William Wilson & Sons的公司。當時這家公司擔任著高地軍團格子呢布的唯一供應商，因為要生產大量布匹，他們便開發了格紋早期的標準顏色和圖案。起初，生產者以指定的號碼來識別不同紋樣，但很快，他們就開始給格紋起名字。這其中，不僅包括高地部族的名字，也有城市的名字，甚至一些很花哨的稱號。不過，此時TARTAN的名字只是個方便記憶的銷售工具而已。

　　喬治四世訪問愛丁堡的契機，讓格紋有了一次“爆炸式”發展。在沃爾特·斯科特爵士的操持下，這次出訪變成了一次名副其實的“格子”聚會。因為每位前來參見喬治四世的當地氏族首領，都被要求“準確穿著標志其氏族的格紋”。可問題是，有很多家族當時根本沒有什么格紋標志，于是，“臨陣磨槍，不快也光”的戲碼再次上演。一夜之間，許多新的格紋被創造出來，至于它到底能代表多少年的血統，也就沒人太在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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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紀的紡織業主敏感地發現了格紋的價值，尤其是市場上對家族專屬格紋的需要。他們和不同氏族的成員一道，發明出許多新的紋樣。格紋井噴式的發展帶來的好處顯而易見：如今市場上隨處可見的幾百種紋樣，讓設計師和消費者的選擇余地大大增加。而壞處則是，任何人(無論是個人、家族，還是公司、團體)可以輕而易舉地宣稱某種TARTAN是自己的專屬格紋。撞車?不要緊，只要讓織工在其中加上一兩條不明顯的暗線(甚至看不見都行)，它就是個全新的設計了。

　　時至今日，隨著蘇格蘭移民的足跡遍布新大陸，格紋也揚帆遠航，在大洋彼岸扎下了根。美國、加拿大的不少州、省份、海外組織、軍事單位甚至樂隊，都擁有象征性的格紋。在美國有一個被稱為“kirking of the tartan”的迷人習俗，就是要讓這塊格子布料在教堂受到祝福。美國宇航員尼爾·阿姆斯特朗甚至把一塊格子呢帶到了月球上，這恐怕是TARTAN和故土之間最遠的距離了。

　　蘇格蘭作家尼爾·蒙羅曾經寫過一首名為“褶裙是我的喜悅”的詩，如果說褶裙是蘇格蘭的喜悅與榮耀，那上面的格紋就是喜悅之光，榮耀之火。更重要的是，高地的子孫們從未忘卻過薪火相傳的使命，如今街頭上隨處可見的tartan紋樣，就是最好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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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注：2006 年，Alexander McQueen與Sarah Jessica Parker身著“Widows of Culloden”主題的McQueen蘇格蘭格紋時裝

　　在一次關于國際傳統服裝的民意調查中，67%的受訪者將蘇格蘭格子呢短裙列為最受歡迎的傳統服裝，許多女受訪者還表示，她們認為身穿蘇格蘭格子呢短裙的男士“非常有魅力”。于是，格紋因其背后的民族代表性和高辨識度，成了眾多英國裔設計師壓箱底的寶貝。從英倫三島走出來的設計師，少有人會忽視TARTAN的魅力。其中，將格紋玩得出神入化的，又得數兩位土生土長的英國人——麥克奎恩和韋斯特伍德。

　　麥克奎恩喜好格紋，源自他的蘇格蘭血統。雖然在倫敦長大，但麥克奎恩的氣質似乎與凱爾特文化更為貼合。還記得麥克奎恩最有名的時裝發布的主題么?沒錯，Highland Rape，靈感正是來源于十八世紀英格蘭對蘇格蘭的殘暴統治。到了2006-07秋冬季，麥克奎恩又推出了名為Widows of Culloden(靈感正是上文提到的卡洛登戰役)的時裝系列，其中格紋便是主打元素。

　　2006年大都會博物館舉辦了一次以英國時裝為主題的時裝展，作為嘉賓出席的麥克奎恩，他不僅自己穿著格子圖案蘇格蘭裙和披帶，還和《Sex and the City》的主角Sarah Jessica Parker攜手走過大都會的紅地毯——當然，SJP穿的正是Alexander McQueen蘇格蘭裙裝。

　　麥克奎恩對格紋的使用嚴謹而考究，這與他對蘇格蘭文化的尊重息息相關。在改造了凱爾特傳說中的精靈女妖之后，麥克奎恩更愿意返璞歸真，所以我們會發現，他在格紋的使用上非常克制，甚至有些古板。傳統的力量和這位反傳統的設計師，似乎達成了某種平衡，格紋的設計非常復古，穿著方式也更偏實效。如果你正好有一件Alexander McQueen商標的格紋時裝，請好好珍惜，就當做是對這位新世紀最偉大設計師的致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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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Seditionaries”時期，Vivienne Westwood本人身著Tartan布料的bondage suit

Vivienne Westwood 1994年秋冬的套裝

　　相比麥克奎恩，韋斯特伍德對格紋的使用就肆意得多。韋斯特伍德的時裝設計以巔峰和叛逆起家，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西太后最終還是回到了傳統的懷抱中。韋斯特伍德，這位把馬耳他十字和土星當做標志的英國無冕女王，當她功成名就后，最終沉浸在她最熟悉也最陌生的英倫文化中，整日研究大英帝國的服裝發展史，自然不會放過戲謔蘇格蘭格紋一下，最后選擇與蘇格蘭北部傳統格子呢廠商Harris Tweed展開了深入的合作，索性連自己的Logo都改成Harris Tweed的樣貌。接下來整個1980年代的設計，不管是緊身胸衣還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女裝，都有蘇格蘭格紋的身影。就這樣一個自稱對剪裁毫無興趣，只喜歡將穿上身的衣服拉拉扯扯的人，一下子把正統的格子紋和叛逆潮流扯到了一起。

　　韋斯特伍德設計的格紋，擁有各種顏色和細節，搭配其他的時裝元素出場時，帶來的是一種既有歷史感，又有全新時代風格的絕妙體驗。比如今年早些時候，韋斯特伍德推出的冬季系列，就包含各式蘇格蘭格子和條紋的呢料西裝、西褲和套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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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enchy 2012春夏的朋克風格Tartan印花襯衫

　　在韋斯特伍德的影響和啟發下，更多的設計師加入到這個隊伍里，有激情洋溢的D&G，穩重老練的Ralph Lauren，甚至從來不循規蹈矩的Comme de Garcons和Yohji Yamamoto。也正是這些設計師的前衛舉動，讓蘇格蘭格紋變得時尚而傳統，徹底打破了以前的格局，讓蘇格蘭格紋變得大眾化，從此流傳開來，取得了現在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