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隊的拉美：經濟民粹主義的誘惑與陷阱

本力/文

在非理性繁榮中醒來后，人們的危機意識和反思能力得到顯著提高。比如，各種關于“陷阱”的理論學說在近年來進一步普及：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流動性陷阱……甚至還有明斯基時刻等，廣為人知。這對于一個超常規高速增長了四十年，正在向內涵式發展、可持續發展邁進的大國而言，恰恰是一種成熟和進步。

最可懼的陷阱來自看似美好的迷人誘惑。古希臘神話傳說中擁有天籟般歌喉的海妖塞壬，就用歌聲誘惑過路的航海者，這個美好的陷阱最終導致路過的航船一一觸礁沉沒。正如王爾德的名言:“除了誘惑，我什么都能抵抗。我對你仍然好奇，所以挫折還在繼續。”

隨著逆全球化趨勢的加劇，民粹主義越發蠱惑人心。匯智基金會支持出版的《掉隊的拉美——民粹主義的致命誘惑》一書，恰能揭示經濟民粹主義誘惑與陷阱的兩面。在解惑之余，也不啻為一味解毒劑。

關于拉美的理論探討并不是什么新話題，筆者在2007年主編的《崛起？！中國未來10年經濟發展的兩種可能》一書中就有相當篇幅討論了該問題。這本書第一章是“中國經濟為什么能夠高速增長？”，第二章是“中國經濟能否持續高速增長？”，第三章則是“中國之路的三個對比：拉美化、日本泡沫與印度模式”。國內學界已經開始關注拉美經濟模式的危害尤其是不平等問題的弊端，但在當時，尚未有人鮮明地將拉美經濟持續而緩慢衰退的原因總結為經濟民粹主義。如果說人們都看到了癥狀，智利經濟學家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通過對拉美現代經濟結癥的長期跟蹤研究和深度剖析，則是查清了病因病理。

按照該書定義，經濟民粹主義是指“強調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卻忽視由于通貨膨脹、外部約束和經濟主體對積極的非市場經濟政策作出反應而帶來的風險”。其表現就是貧困化、兩極分化、腐敗嚴重、地下經濟泛濫，以及周期性的政治危機。尤其是1998年開始，許多拉美國家陷入嚴重的衰退，而同時期的亞洲新興國家，包括中國和印度，人均收入的增長要比這些國家快上十倍。被稱之為“金磚國家”（BRICS）之一的拉美國家巴西，最終還是在其中拖了后腿。

關鍵在于，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里，雖有各種起落、波瀾，拉美大多數國家還是反復掉到經濟民粹主義這個陷阱里。對于我們這些有幸經歷了中國改革開放奇跡的人而言，其中的對比、感嘆尤其強烈。

“拉美的掉隊”首先是因為來自“民意”上的誘惑——這種直截了當、魯莽粗暴的經濟民粹主義政策響應了后發國家民眾的負面情緒，在剛開始實施時很容易得到廣泛的民眾支持。所以，“大多數拉美國家的經濟仍受到世界上最為嚴格、最為扭曲、最具保護主義色彩的監管。”而這些政策在民族自豪感和領袖強大個人魅力的加持下，最終卻帶來更嚴重的通脹、過高的失業率和更低的工資。在其中，最具熱情的貧困階層最后受到的傷害最大，這很難說不是一個悲劇。

根據該書研究，委內瑞拉，阿根廷、玻利維亞、厄瓜多爾等拉美國家在大部分制度領域，如產權保護力度、合同的執行、法治水平和司法獨立性等許多領域這些年來都出現了退步。根據世界銀行編制的法治指數，2007年拉美地區的平均分值從十年前的-0.277降至-0.523，這遠遠低于新興亞洲國家-0.169、亞洲四小龍0.636、南歐國家0.907和發達國家1.853的水平。所以，“拉美病”的可怕之處在于，經濟民粹主義既無法保障效率，也沒有推動社會公正的進步。

拉美整體在掉隊，但擺脫了經濟民粹主義的智利是個特例，它的與眾不同就在于比較好地把握了效率和社會公正的關系，成為整個拉美在經濟發展中最閃亮的一顆明星。在超過20年的時間里，智利的出口一直以兩位數的年均速度增長。根據2007年世界銀行的統計，其法治指數達到了高于南歐國家的水平，并且智利在基尼系數降低的同時，社會安全網的覆蓋面也一直在擴大。

智利的成功經驗一方面是擺脫后發國家的怨恨心態和民粹誘惑，另一方面與中國奇跡的基本經驗完全一致，那就是推動經濟的改革開放。書中特別指出，“左翼人士長期的反思和分析，是打造智利奇跡的根本原因”，“他們逐漸相信民主、包容、社會進步、生產率提高與尊重法治并不矛盾。恰恰相反，成功的關鍵是通過實施一套鼓勵創新和競爭的，以及為不太幸運的人提供有效保障的政策組合，以促進這些目標的實現。”

“太陽底下無新事”，中國的經濟崛起、印度的經濟繁榮以及智利的脫穎而出，都是因為尊重了效率和公正并重的基本經濟規律和倫理原則。撫卷沉思，也對人類走出經濟民粹主義的誘惑和陷阱充滿信心。正如書中引用的布羅茨基詩句：好運終有時，不幸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