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什么創新不起來
2008年底,“山寨”這個含義模糊而曖昧的詞匯忽然走紅。山寨手機、山寨筆記本、山寨網絡劇……一時間,神舟無處不“山寨”。從2005年10月自主創新成為國家戰略,到2008年中國企業界流行的“山寨”,這是中國企業艱難創新的一個極富象征意義的寫照。
中國人為什么創新不起來?該如何走出一條自主創新之路?這絕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沒有高尚的人格,不可能有優秀的專家;沒有貫通歷史、文化和思想的廣闊人文視野,不可能在技術上一騎絕塵。我將中國文化中妨礙創新的主要因素總結為三個方面:權力文化,關系文化與現世文化。
創新障礙一:權力文化
權力文化從不同角度也可叫做官本位文化、等級文化、面子文化、專制文化、奴才文化。
公共行政領域出現一些官本位文化,是很自然的情況。可是,如果把這種官本位文化原版搬到學術界,問題就復雜化了。官大就學問大,甚至只要官大,根本就不在乎學問大不大,其結果是資源分配向學術體系中并不直接創造價值的各種“學官”集中。浪費資源是小事,關鍵是其錯誤的導向作用:大家的聰明才智全部用來競爭怎么成為學官了。
廣東省教育廳某官員在廣東省政協一次會議上披露,“深圳一個處長職位,竟有40個教授來爭”,媒體披露后,坊間大嘩。自有教授職稱以來,還從來沒有貶值到這個程度的。
官本位泛濫的根本原因是,教育、學術和科研機構喪失了獨立性,成為了權力的附庸。這種官本位一方面會扭曲內部資源分配的導向,另一方面也扭曲了社會整體的資源流向。
教育、科研等行業,本質上是一種非營利的社會性事業,應該向捐贈、舉辦該事業的人或捐贈人的代理人負責,而不應該像公共服務機構一樣,向公權負責。但邏輯上,大路朝天,各走一邊,有選擇依附權力的,自然有選擇不依附權力的,但更可怕的是這種權力還是壟斷的權力,各種行政管制完全堵死了依靠社會力量、民間力量發展獨立的教育和科研事業的空間,只要你進入這個行業,你不依附也得依附。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好學校上,有好圖書館用,不管經濟實力大小,人同此心。但現在這種體制,很大程度上把民間舉辦這些社會事業的積極性都打消掉了。
中國的企業家們掙錢本來都不容易,有良心的企業家掙錢更不容易,如果對這套“分肥”體制的本質有所了解,除非是與財富有仇,很難想象他們會拱手把錢捐給一套這樣的體制。所以,很多企業家的選擇是,一方面是抓緊時間辦移;另一方面是寧可把錢捐贈給國外的有關機構,也不捐給國內的機構。
對于偏實用的研發工作,官本位同樣是死敵。柳傳志在創立聯想公司之前,在科學院計算所做了13年磁記錄電路的研究,關于創業的原因,用他自己的話來講是“覺得憋屈”。一位在跨國電源公司工作的研發人員感慨地說,給外國人干活,舒心,干多少活,掙多少錢,不用考慮當官啊什么的。有本事,待遇自然來找你了。但是國有的那些科研院所里,只有走行政才是王道。這其實就是中國高科技發展的癥結所在。{page_break}
創新障礙二:關系文化
中國企業創新的第二個障礙是關系文化。關系文化是協調內外之間、遠近之間的關系,也叫圈子文化。如果說等級文化是了解中國的第一把鑰匙,關系文化則是了解中國文化的第二把鑰匙。這些“關系”不外乎血緣(親戚)、地緣(同鄉)、學緣(同學)、業緣(同事)關系等。這種關系有的是主動選擇的結果,有的是被動決定的結果,但一般都是通過較長時間的互動和相互了解才能建立起來的。
與個體主義文化相比,關系文化的特點是:1.秉持相互依賴的自我觀;2.個體是完成集體目標的手段;3.注重外在行為規范而不是內在的價值觀;4.注重關系和諧而不是任務完成。
與日韓的群體型集體主義相比,關系型集體主義是與自我有各種一對一的關系的個體的集合,而不是基于其他原則建立的團隊、群體或組織,如家族、公司、俱樂部等。所以,同樣把你當自己人看,中國人是因為你與他單個人之間的關系,日韓人卻更大程度上是因為你是否與他們一樣,歸屬于一個更大的群體。
典型的關系文化中,一個人的關系網定義了這個人的自我,標志了這個人的社會地位,決定了這個人所能發動的資源。掙錢靠關系網,娛樂放松靠關系網,扶危濟困還是靠關系網。關系網決定一個人生存、生活,甚至生命的狀態。人們被關系所包圍、纏繞,除了少數由于宗教或者個人生活經歷上的原因選擇自我放逐的,很少有給自我剩下一個較豐裕的空間的情況。反過來,離開了這個關系網,關系文化中的人往往非常難于適應。
而且,與群體型集體主義相比,關系型文化中的個體因為沒有抽象的組織身份的庇護,往往更容易在離開具體的關系網之后喪失自我認同和自我定位。與西方人相比,我們這個把關注放在人與人之間關系上的民族實在是有些太愛熱鬧了。西方的一流大學往往設在“鳥不生蛋”的偏遠小鎮,中國的大學,要是被放到了小地方,江河日下的命運,幾乎是肯定的。
一般人到西方旅游,往往都羨慕他們普通人的居住條件——藍天綠樹、田園牧歌的風味,但在那里短期旅游沒問題,真要呆下來,住上幾個禮拜,就算沒有語言和社交問題,恐怕很快就開始想念國內夜夜笙歌的日子了。中國大城市也不是沒有衛星城規劃,但最后還是在四環、五環攤大餅,其實也與中國人的文化特性有關。
創新本質上是一種個體行為,是一種沉浸在對客觀規律的敬畏、熱愛、癡迷之情中的探索狀態,一種心與物馳、物我兩忘的境界。所以,創新不是簡單的出風頭,爭一口氣,做“人上人”,因為真正的創新者本質上其實并不在乎旁人對他們行為的評價,不管是負面的批判還是正面的鮮花與掌聲。鳥兒的翅膀,如果掛上了黃金和獎牌,將如何飛翔?包括關系文化在內的集體主義文化因為過于強調他人對自我的評價,包括對正面評價的渴望和對負面評價的恐懼,容易使大家陷入從眾心理,很難產生創新所需要的特立獨行、我行我素、笑罵由人的個體主義精神。
創新其實就是一種低社會化、非社會化的行為。所以,需要社會努力塑造一種相對單純的環境,給他們一定的科研資源,在較長的時間內排除各種外在的干擾。而且,越是基礎科學的研究,越需要這種非社會化的制度環境的保護。英文中有jeek、nerd、knowbie等描述各種技術天才的詞匯,整個社會都知道他們這種人的價值,通過各種制度設計保護他們,創造一個能讓他們發揮特長的環境。而關系文化本質上屬于一種社會化程度極強的制度環境,需要一種很強的社會化性格才能在其中生存。在這方面,一般的技術性人才不可能是那種八面玲瓏、兩頭通吃的混混學者的對手。{page_break}
創新障礙三:現世文化
權力文化與關系文化,一個是廟堂,一個是江湖。廟堂是合法化的江湖,江湖是還沒有取得合法地位的廟堂。它們相輔相成,形成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的兩極主軸。比權力文化、關系文化更內在的一個創新障礙,是中國文化注重現世、注重功利、注重物質、缺乏超越性、缺乏對抽象原則的堅守、缺乏從抽象原則堅守中汲取生命價值的傾向。
人類文化的童年莫不從巫覡文化開始,從孔夫子的“未知生,焉知死”,到老子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中國文化在現世化、世俗化、祛魅化方面走在世界其他文化的前面。西方文化從西臘文化到羅馬文化,也有很世俗化的一面,但西臘文化中的二元對立思想、排斥性兩分思維、彼岸思想卻已經為后來基督教的神權預留了位置。16世紀宗教改革之后,西方形成了以新教倫理為代表的所謂“入世禁欲主義”。既入世,追求世俗的成功;又出世,世俗的成功僅僅是宗教救贖、證明上帝恩寵的手段。按照韋伯的看法,這種“入世禁欲主義”就是形成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因素。
如果說權力文化是與上司打交道,關系文化是與朋友打交道,出世文化看起來是與上帝打交道,與神打交道,目的是探尋生命的本質、意義與價值,其本質是與自我打交道。反躬而思,自己與自己對話,孜孜以求的是“無權者的權力、無產者的財富、無家可歸者的家園”,一種澄徹清明、燭照通透的境界。這種形而上學的求索精神是文學、藝術、科學,甚至是每行每業達到最高境界的孤獨求敗者的共同的精神內核。而在我們的現世文化的熏陶下,大多數人根本意識不到這個心靈層面的存在。
商業與管理的最高境界,同樣需要這種“實現自我,追求無我”(李嘉誠語),自己與自己挑戰、證明生命價值的形而上精神。然而,自古“文章憎命達”,“富人進天堂,比駱駝鉆針眼還難”,因為企業界與財富、名聲的距離太近,太容易受到誘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在事功上磨練自己,在最凡俗的崗位上修行,提升自我的境界,這是一件只有極少數人才能做到的事情。當然,這些年,國學、國學大師的流行,說明大家至少明白了,輕裘肥馬、醇酒美女、頤指氣使、一呼百應這些外在的東西,并不能給人帶來生命的價值和內在的滿足感。富裕帶來的問題,有時候并不比貧窮帶來的問題少,而且,這些問題的解決,還需要一種更高的智慧。
中國文化缺乏超越性、自省性、反省性的一個表現,是一般中國人自我表現意識的缺乏,與此形成對比的是西方文化自我意識之強。西方心理學中關于自我意識的文獻汗牛充棟,隨便翻開一本英文字典,都能找到一大串以“self-”開頭的詞。而典型的中國人,因為我們的教育方式和文化背景,碰到任何事情,首先是看別人的看法,不習慣從自己的價值觀、自己的原則出發,去做出自己獨立的判斷。所以,多少中國人活了一輩子,其實都是在為別人的看法、為別人而活著。{page_break}
創新突圍之路
中國企業、中國文化的創新突圍之路,可以用9個字歸納——“不唯上、不唯人、只唯我”。
“不唯上”是打破權力文化的窠臼,把教育還給教育家,把科學還給科學家,把創新還給創新者。在企業層面,重要的是努力建設一種平等、寬松、充滿信任感的企業文化,讓研究工作者能夠充分把潛力發揮出來。
“不唯人”是努力建設一種低社會化、高自由度、高容忍度的環境,創造充分的、有安全感的個人空間、私人空間,鼓勵特立獨行、我行我素的個體主義價值觀,從而真正做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企業層面,最重要的是通過創業投資機制(中小企業)和績效考核機制(大企業),保障對創新者和冒險者的超額回報。
“只唯我”,“唯我”不是妄自尊大、以自我為中心和利己主義,而是對內心的原則、底線和信仰的堅守。堅守的程度,決定了自我成就的程度、自我突破的程度和自我實現的程度。在企業層面,是努力把企業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聯系起來,把企業文化與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傳統聯系起來,讓員工在企業文化中感受到國家實現文化突破和文化新生所帶來的那種深沉的、持久的成就感。
“不唯上、不唯人、只唯我”,用作家連岳的話說就是,“我們保持懷疑,我們批評,我們不合作,我們能快樂地改變這個體制,我們就是體制。如果需要100年,我們就花100年。如果需要1000年,我們就花1000年。”
肖知興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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