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讓工人的加班成白干

    6月1日《南方日報》報道，5月31日，因廠方以“5月份鞋子產量沒有超過4月份”，工人被集體扣除了每人100元的全勤獎金，引發了廣州譽川興業鞋業有限公司2000余名工人因加班糾紛而停工。同時，工人每月只休息一天，但廠方給工人的薪水卻按照每月26天計算，每日加班六七個小時，卻無任何加班費等黑幕被曝光。     按照《勞動法》規定，用人單位由于生產經營需要，經與工會和勞動者協商后才可以延長勞動時間。但是，絕大多數的加班并沒有征求工會和勞動者的同意，更不要說協商。而勞動監察部門缺少“硬手腕”也是許多勞動者拿不到加班費的重要因素。     如果法律和有關部門對維權無門的勞動者束手無策，使弱者徹底喪失權力救濟的現實可能性，那決不是一種社會常態。正如社會學家孫立平先生指出，無論是勞資關系也好，還是其他強弱關系也好，都是鑲嵌于國家法律框架和治理結構之中的，因此，法律和政府的作用，會直接影響到特定關系中各方的強弱對比。     評價一個地區的權利保障狀況，不僅要看制度設計和法律從正面賦予公民哪些權利，更要看相關的法律制度中有多少配套的救濟途徑和落實狀況。當權利受到侵害的時候，公民只有通過一定救濟渠道爭取到維權的資源，壯大維權的力量，才能有效制止侵權，制裁侵權者，并獲得必要的救助和補償。     處于弱勢地位的勞動者，其庇護者應該是政府與法律，如果沒有法律的護航，如果沒有政府嚴格的依法行政，社會就會喪失公平與公正，勞動者的權利救濟缺失就可能上演為“連續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