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個永不缺少話題的城市

    1979-2004：從“深圳奇跡”到“難以為繼”  　　深圳，在它從中國南海一處小漁村變身為舉世矚目的中國改革先鋒的29年時間里，似乎從不缺少話題，只是階段性的內容各有不同。 　　29年中的最初幾年，深圳無疑是風光的，在1978年真理標準大討論之后，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中共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于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經濟特區。深圳，因其毗鄰香港這個中國對外開放“跳板”的地緣優勢，被鄧小平圈入改革開放的先遣部隊陣容。  　　“所謂特區的概念其實很簡單，就是給政策，經濟政策。比如稅收優惠，主要是企業所得稅15%，而其他區域是33%。深圳靠近香港，聯系便利，有利于借鑒其成熟的市場機制和框架。在執政理念上，政府不做過多的行政干預，而是以企業為主體。”深圳市金融辦副主任肖志家介紹。 　　此后10余年，深圳創下了今天看來都難以超越的奇跡：以招商局開發建設的蛇足工業區為龍頭，深圳的航運、物流、制造業飛速發展，“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此由被內地熟知，并被收藏于中國人民革命博物館，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化坐標。國貿大廈三天一層的建設速度被后人引申成“深圳速度”，廣為流傳。 　　憑借500萬美元以下的工業項目自主審批，向外資銀行舉債兩項硬政策，加上簡化招商程序、提高民主決策程度等配套改革，蛇口工業區很快成為中國最具開放活力的工業區，而當時主持招商局工作的袁庚更由此被稱為和鄧小平、深圳時任市長梁湘等并列提起的改革先鋒。 　　同樣受益于“小政府、大社會”的行政管理風格，招商銀行、平安保險、中興、華為等一系列股份制企業和民營企業得以在深圳這片相對自由的市場土壤上誕生。 　　“至今，上海的政府領導在考查深圳時仍感嘆：上海為什么沒有出二馬（即招商銀行CEO馬尉華、平安保險CEO馬明哲）？”肖志家說。 　　而馬尉華在此前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招商銀行作為中國第一家由企業法人作股東而沒有政府背景的新型銀行，其建立與成功皆是體制改革的嘗試。蛇口工業區開發者招商局雖然是國有企業，卻是一家有著130多年歷史的香港中資企業，行事規則多源自香港。“市場性，而非政府性是深圳特區中企業創新的基因與動力。”專家表示。 　　飛速發展的深圳在上世紀80年代獨步中國市場，即使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深圳的改革成就仍然舉世矚目。但隨著上海浦東和長三角經濟的快速崛起，深圳漸漸淡出了中國經濟龍頭區域的范圍。到2002年，一篇名為《深圳，你被誰拋棄？》的萬言文章引起了全社會對深圳境遇的反思。　　咼中校，《深圳，你被誰拋棄？》的作者。2003年，咼中校憑借此文與時任深圳市長的于幼軍進行了長達2個小時的“對話”，目前任職香港亞洲周刊。“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深圳的低調保守開始顯現出來。”咼中校告訴記者。 　　在他看來，導致深圳在經濟和社會改革方面進程滯緩，行政低調保守的原因有很多，比如1989年之后的行政體制氛圍，比如經濟特區優惠政策被內地廣泛復制，比如香港卷入1998年金融危機，深圳經濟，尤其在資本市場競爭力開始遜色于上海等。 　　但其中也不排除深圳特區的“特色”使然。“新興特區開始匯聚來自各方勢力的利益，有些事情變得難辦起來。另外，深圳本地官員也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對改革變得沒有積極性了，這才是最大的阻礙。”咼中校說。 　　與社會學者同樣看到了深圳危機的還有地方政府決策者。2002年開始，深圳市政府相關領導在公開場合表達深圳的“四個難以為繼”，即土地、空間難以為繼；能源、水資源難以為繼；城市人口重負下的人力資源補給難以為繼；環境承載力難以為繼。 　　深圳市委書記李鴻忠在2004年上任時說，諸多“硬約束”正在對深圳的發展形成“倒逼機制”。 　　更有深意的是，隨著深圳城市的快速擴容和經濟單一增長，一些社會矛盾凸顯出來：城市人口患抑郁癥比例逐年增長，城市歸屬感缺乏；2006年精神疾病患病率全國第一，離婚率全國第一；2007年深圳房價漲幅以50%的民間說法引領全國。“深圳宜居嗎？深圳人幸福嗎？”等問題前所未有地考驗著這個年青的改革先鋒城市。 　　當改革進入深水區，一系列社會問題會隨之而來，也令接下來的全面深化改革變得舉步維艱。　　　2004-2008：再度尋覓國家戰略定位 　　經過2003、2004兩年的摸索和思考，深圳在新時期的城市定位開始明確。2005年5月19日，深圳率先提出建立“自主創新型城市”口號，2006年初，深圳將城市發展目標定位為“建立國家級創新城市”。以創新為突破口，再現深圳輝煌成為深圳人的共識。而在此期間，包括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等國家級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均進入已經批復或在審批狀態。 　　到2006年10月，深圳決定對《深圳市城市總體規劃（1996－2010）》進行修訂，修訂目標除了“有效突破‘個難以為繼’的瓶頸約束，建設和諧深圳效益深圳，構建現代化國際化城市和國家創新型城市”等之外，深圳明確提出要“積極爭取國家層面的決策支持，力爭將深圳的發展上升到國家發展戰略層面。” 　　然而，深圳熱烈期盼的所謂國家戰略層面卻遲遲沒有回音。而市場一線，深圳與香港的合作關系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咼中校介紹，此前深圳一直想聯手香港做大經濟和金融中心，但香港對此回應較淡。期間，深圳皇崗口岸24小時通關和CEPA正式實施，開始為深港深入合作打下基礎。2003年前后，香港逐漸看到了內地市場對香港的強大支撐作用，也急需要尋找后臺協助其鞏固金融和高端服務業的強勢地位，以應對來自上海的金融中心競爭。于是，深港一系列的合作談判加緊展開。 　　2007年7月1日，深港西部通道開通運行，從南山蛇口到香港九龍等中心城區僅1小時車程。8月15日，福田口岸開通，深港地鐵軌道接駁僅需30分鐘。當年底，《深圳城市總體規劃（2007-2020）》草案公布，深圳城市定位初步為：創新型綜合經濟特區，華南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與香港共同發展的國際大都會。 　　深圳發展的新契機還來自廣東新一輪“解放思想”的大討論。而這場討論中不得不提到的核心人物是現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 　　汪洋，53歲，2007年由重慶市委書記調任廣東省，被香港媒體稱為內地領導層中堅力量之一。而到任不久的汪洋即在廣東揭起聲勢浩大的新一輪解放思想大討論，甚至有消息稱，汪洋挾中央“令箭”赴廣東尋找政改突破口。 　　這一猜測被很多專家認同，“在中國社會急遽轉型，并作為世界大國迅速崛起的背景下，目前現有的區域合作方案都不足以支持中央的宏偉構想，遲遲沒有獲得中央準生癥的深圳綜合改革計劃，或將最終承載從政治到經濟、社會及文化一體的新時期改革試金石任務。從這個意義上說，深圳的獲批不是滯后，而是中央在全局謀劃下的穩健之舉。”咼中校稱。 　　“十七大溫總理答記者問會上，總理強調本屆政府將加大探索行政體制方面的改革，引起了市場的高度關注。”王炯看來，在目前經濟體制改革處于攻堅階段形勢下，中國的行政體制改革已經到了尋找突破，與經濟體制改革良性互動時刻，保險起見，一向有著改革和創新傳統的廣東深圳，無疑是最好的試點選擇。 　　“在一個產業鏈條上，當你的上游資源要素（比如石油、鐵礦石）被別人控制而必須高價買進，下游產出品（比如運動鞋）又由外方控制品牌、市場而壓低價格，這就必然導致代加工經濟模式的低附加值和高要素消耗，永遠處于產業鏈的最低端，也就必然難以為繼。這就是目前中國經濟的窘境。”王炯認為。 　　而今年以來珠三角、長三角數以千計的中小制造企業倒閉的消息加速了決策層考慮產業升級的急迫性。現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也在上任之初即表達了類似的擔憂：三來一補，兩頭在外的外源型經濟模式遲早會令廣東經濟優勢消失殆盡。 　　中國新一輪改革走到了刻不容緩的轉角。“如果說過去的改革是增量改革，在不觸動其他人群利益的基礎上增加另一部分人的利益，那么現在的改革就是存量改革，它需要調整人們的相對利益關系。這就必然導致改革難度的大大提高。行政體制改革變成了清除改革路障的必經之路。”王炯說。 　　其實，早在2005年，上海浦東獲批首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時，行政體制改革即為應有之意。但市場對浦東三年來的行政體制改革成果頗多失望。有深圳專家表示，上海一直以來強勢的大政府決策風格，大國資為主的經濟結構，都不利于上海發展相對基層的民主文化。在這方面，深圳30年前一片空白起家的城市結構、移民文化、民營經濟主體等都給了它更好的行政體制改革土壤。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今年3月，深圳著手起草《關于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努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示范市的若干意見》（下稱《意見》），6月6日通過審議，24日發布全文。因文件涉及眾多行政體制方面的改革細則，《意見》被香港評論界視為新時期深圳改革的綱領性文件。 　　到5月22日，深圳又緊鑼密鼓地發布《深圳近期改革綱要（征求意見稿）》，明確提出黨內引入競爭機制等行政體制改革措施，新一輪改革排頭兵形象呼之欲出。 　　對于這一輪行政體制改革的消息，深圳研究學者咼中校的感受是“談不上樂觀不樂觀”。“因為相對人們的期望值來說，是不能談樂觀的；而相對過去幾年較為保守低調的深圳來說，總算在前進。” 　　“與其關注深圳作為中國改革先鋒的風光形象，不如切實改善深圳城市的宜居指數。風光只是相對的，且衡量一個城市的優劣與否不在于政策寵幸的多少，而在于老百姓的生存質量。生存質量不僅僅指物質上，比如消費能力、城市環境、空氣質量，還包括精神上的，安全、舒適、平等互助的生存感受。這些才是未來大家最需要的，也是最想追求的。”一位在深圳工作了十余年的保險經紀人李先生稱。 　　■鏈接 　　深圳29年改革史 　　1979年，鄧小平全國尋覓改革開放突破口，深圳這個南海邊的小漁村因毗鄰香港的地緣優勢被圈點為首個經濟特區。同被列為經濟特區的還有廈門、珠海、汕頭。（到1988年，海南經濟特區獲批，經濟特區數量最終增至5個） 　　1984年1月，鄧小平視察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