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國忠：扼殺夢想之后

　　新一代中國農民工出生于計劃生育政策實行之后，在飛速發展的經濟中長大。這一代人并不僅僅滿足于基本生存，他們往往有更高的追求和向往。在這一點上，他們與其他國家的同齡人并無太大差異。當今中國的管理者，包括政府官員和商界領袖，大多是在貧困環境中長大。他們視收入的邊際增長為生活的主要目標，此外別無他求，對周遭環境好壞也并不太在意。兩代人觀念的鴻溝，就是地產泡沫和最近勞資緊張背后的壓力源頭。

　　如果中國的體制始終無法滿足新一代的需求，那么，不久的將來，一系列社會問題很可能集中爆發。

　　機器與人

　　十年前，我曾參觀某家電子制造承包商的工廠流水線。一排排年輕姑娘專注地將零部件組裝到一起。工廠對她們的如廁和小憩時間都有嚴格的規定。即使是在休息時間，她們也只能坐在指定的長椅上。車間經理告訴我，這些人都只有18歲，“這活兒需要手指靈活的工人。過幾年，我們再換另一批18歲左右的女孩。”

　　參觀之后，我寫了篇文章，陳述了這樣一個觀點：中國經濟的奇跡就是依賴那些極端溫順聽話的中國工人。從這一經濟動力中獲益的，不僅有提供技術、品牌和分銷渠道的西方企業，還有設在中國的外包制造公司。后者尤以利用中國豐富廉價的勞動力著稱。目前，代工行業發展最成功的當屬中國臺灣企業。

　　卓別林在影片《摩登時代》中，曾借助滑稽表演，將現代工廠體系不人道的本質表現得淋漓盡致。在當今大多數發達國家，卓別林模仿的那些場景早已了無蹤跡。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工廠主只好購買自動化設備來取代人力，比如，現代化的汽車裝配廠主要由機器人來操作生產。

　　可是，當跨國公司將生產環節外包到中國，在勞動力成本低廉、供應充足的環境下，資本密集型生產發生了改變。一些工廠以人力取代機器起家，包括一些電池制造商在內。這是可以預見的。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外包模式-特別是電子制造業的外包-將這一模式用到極致，利用廉價勞動力最大化體現規模經濟效應。

　　規模經濟通常與資本密集型的產業關聯。如果企業需要一筆固定投資，那么，它需要一定的規模以取得投資回報。在中國，外包業務勞動密集型特點突出，同時也規模巨大。有些企業雇傭了數以十萬計的工人(通常在同一地點)工作。它們是如何發展規模經濟的?

　　我認為，有兩大因素促進這類企業的壯大。其一，與蘋果公司或惠普公司這樣的大客戶建立伙伴關系并不容易。通常看來，長達數年的溝通往來才能獲得對方的信任。在同行中脫穎而出的供應商更容易獲得青睞。隨著時間的推移，供應商的總量不斷減少。因此，堅持下來的供應商規模不斷擴大，其規模經濟效應源于優質的客戶關系管理。

　　其二是勞動力管理。這也許比第一點更重要。一家成功的中國代工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就是最大限度地壓榨勞動力。這與公司的組織制度密不可分。如果一家公司聘用了數以十萬計的中國員工，那么，相應地，它需要一個龐大體系來組織招聘、安排住宿、提供培訓以及管理員工。

　　軍事化管理溯源

　　“明治維新”之后，日本希望迅速實現工業化，同時面臨著農業勞動力轉化為工業勞動力的挑戰。日本企業選擇軍隊作為學習的范本。因為當時軍隊也面臨著類似問題：需要將農村男孩訓練為有作戰能力的士兵。軍隊采取了壓力最大化和嚴格的全盤管制的方法。這樣一來，工廠制服、早操、忠于公司的觀念教化等，成為后來日本工廠的特點。

　　這套體系也推廣到了其他東亞地區。臺灣受其影響尤其深遠。由于臺企深諳日本的管理模式，又對中國勞動力市場頗為了解，它們在中國大陸的工廠管理甚至比日本在華工廠更“出色”。

　　臺灣的成功推動了美國經濟的轉型。這樣一來，跨國公司專注于研發，以及品牌推廣和分銷。

　　美國的品牌公司、其分銷公司和臺商代工公司之間的盈利關系可持續的前提是，中國的勞動力資源仍然豐富，并且中國工人仍然愿意接受工廠的工作條件。

　　上世紀90年代初，我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持樂觀態度。我看到很多華工為多掙一點錢去很遠的地方干活，原因有二：一是中國人“吃苦文化”的影響;二是家庭責任的要求。代工廠的女孩子們一個月能掙100美元，用來付弟弟的學費，給媽媽買藥，(如果可能)為家人買處房子。她為家庭犧牲自己，換句話說，她并沒有自己的人生。

　　歸根結底，她們當時接受艱難的環境基于三個因素：其一，她能吃苦;其二，她們家需要這筆錢過活;其三，當時物價較低，100美元已經是很多錢了。

　　如今，這三個因素都發生了變化。首先，中國的新一代不太愿意吃苦。他們是中國經濟騰飛中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不必擔心挨餓受凍。盡管計劃生育政策在有些村莊也許沒有嚴格執行，但總體而言出生率已經大大下降，所以，這一代是在父母的寵愛中長大的。不是那么愛吃苦的性格特點，使中國的青少年與其他國家同齡人有了更多共性。

　　其次，農村家庭的生活也沒有十年前那么差了。每戶要供養的孩子更少。政府比以前更關注農村教育;有了醫療保險體系，家庭因病而陷入經濟危機的情況減少;大多數農村家庭都建了自己的房子。當代農村青年肩上的家庭責任，不如以前那樣沉重、那樣迫切。

　　第三，通貨膨脹已經嚴重侵蝕了收入的價值。今天的農村青年渴望生活在大城市，但城市房價增速比他們工資的增速還快2倍。他們的夢想比十年前更難實現。

　　時代變了

　　最近發生在富士康等企業的事件，意味著一個新面目的中國出現了：勞動力資源不如以前充足，勞工不如以前溫順聽話。在以上事件中，政府和企業的應對方式暴露了它們對這一事實的無知。它們仍然以為這些只是個別事件，通過施壓和收買就可以恢復“正常”局面。

　　在此需要考慮兩個問題：代溝以及當地政府和企業不尋常關系。今天的青年和上一代好像來自不同的世紀。而當今的政府官員和商界領袖都屬于他們的父輩。從近期的勞工危機來看，政商界似乎都是從自己的角度出發來處理勞工危機的。

　　統治者的決策往往以短期邊際效應最大化出發，而不會考慮個人夢想或長期目標。

　　現在的年輕人更關心自己未來的發展。他們想在大城市定居;和其他國家的同齡人一樣，他們期待從事有趣、高薪的工作。當前的工廠體系無法滿足他們的夢想。那些工廠通常遠離市區、比較封閉。離開農村來到工廠的年輕人發現，自己很難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在這里比在家鄉更孤單。他們身處城市和農村之外，過著最與世隔絕的生活。

　　在現有薪酬制度下，他們的生活非常困難。基本工資很低，只有通過大量的加班才可能掙得接近2000元的月收入。他們沒有時間來規劃、提高自我，或者融入城市。幾年后，他們將失去青春和工作，卻仍然沒有能力或財力來享受城市生活。

　　商界領袖和政府官員當然會問：為什么現在的工人不能像十年前一樣接受上述情況呢?他們不明白，時代變了。上一代的工人關注的是親人的經濟利益，而不是他們自己的未來。

　　地方政府和工廠業主的特殊關系，是解決或避免勞工問題的阻力。大多數沿海工廠都從內陸招工。當地政府與工人幾乎沒有任何責任關系。另一方面，因為稅收和其他收益的緣故，政府與工廠業主的關系非常緊密。處理勞工問題時，當地政府自然站在企業那一邊。

　　為改善現狀，中央政府應該嚴格審批遠離市區的大型工廠用地。未來的工廠應靠近發展完善的城市，像其他國家那樣鼓勵工人租用當地房屋，而不是過宿舍生活。他們應該得到融入城市生活的機會。最好的辦法是將廠址設在工人住地附近。

　　盡管有些人意識到了中國勞動力的挑戰，但是，一些政府官員和商界領袖或許對此還沒有清楚認識。維持原有模式和保護西方客戶業務的沖動，蒙蔽了他們的眼睛。處理富士康這類危機時，他們采取的措施治標不治本。我擔心更嚴重的類似危機還會再次發生。

　　最終，市場力量將打垮當前的制度。工人可以選擇離開。他們可以參與城市服務業。雖然工資可能有點低，但生活要好得多。而且，他們有機會融入城市生活。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最終將迫使工廠在勞動力密集的地方選址，并提供人性化的工作條件。拒絕改變的沿海當地政府將是最大的輸家。為了保證收入，政府希望與工廠站在一邊，但最終他們將失去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