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志宏：金融轉型面臨的新機遇、新挑戰、新任務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正處于加快轉型的關鍵時期。從國際看，金融危機的影響仍在持續，世界經濟一段時期內難以擺脫低速增長;從國內看，無論是產能過剩問題的困擾，還是勞動力成本上升和資源環境約束的增強，都凸顯了原有增長方式面臨的重大挑戰。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本質上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

　　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金融改革正是在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的大背景下，不斷深化和發展。在此背景下，為適應經濟形勢的需要，我國利率、匯率等諸項金融改革相繼推進，市場化建設步伐不斷加快。就匯率改革而言，實際上是放在整個擴大內需的一攬子政策之中，和其他政策一起推出的，目的在于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其意義也需放在經濟結構調整的背景下來看。與此類似，對于利率改革，也需認識到利率與資源要素價格改革、產業結構調整、地方政府投融資體制、國有企業改革等問題之間的邏輯聯系，在我國經濟“轉方式、調結構”背景下，不能單純推進利率改革。

　　未來一個時期，隨著新一輪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的深入，也同樣會給金融業加快轉型帶來機遇。與此同時，與上世紀90年代嚴重金融風險被迫改革不同，當前推動金融改革的動力來自“以金融改革推動(倒逼)經濟結構調整”，即金融轉型也能反過來促進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未來一個時期，無論是過剩產能化解還是更大范圍的結構調整，都需要發揮市場化利率在資金定價、優用劣汰以及風 險管理上的功能優勢，促進經濟轉型升級。

　　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盡管當前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明顯增強，預算軟約束問題也有了很大改觀，但無庸諱言，政府在資源配置中一方面審批和干預過多，另一方面監管和服務不到位的問題仍然存在，行政調控、政企不分、財政金融不分等計劃經濟的傳統痕跡仍不時顯現;在發展動機強烈、追求GDP速度的政績考核機制下，政府大量干預資源配置甚至自身行為公司化，競相優惠招商引資，要求金融機構配套資金，或通過融資平臺大量負債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資源配置中政企不分的體制性弊端。

　　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上升到決定性作用，著力解決的，正是政府在資源配置中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并存的問題，既為轉變政府職能指明了方向，也給深化金融改革帶來了新的機遇。

　　建立在公平、開放、透明市場規則之上、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優化資源配置的基礎。三中全會高度強調“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等現代市場體系的一般規則，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既是觀念創新，更是體制機制創新。

　　現代市場體系建設的一般規則，既包括統一的市場準入規則，也包括準入后的公平監管和優勝劣汰機制下的有序市場退出。隨著統一市場準入規則的確立，利率匯率市場化和金融創新的發展，金融體系的競爭生態面臨重大變化，各種市場風險可能增多，客觀上要求健全金融機構的市場化退出機制，這既是發揮金融市場體系優化資源配置的基礎，也是維護宏觀金融穩定的重要保障。

　　總的來看，如果說過去一個時期我國許多改革多少具有“摸著石頭過河”、相機決策的特征，未來一個時期，我們需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以更為系統的方式主動推進。下一步需要將深化改革的重點放在體制機制方面，從促進市場化提升效率和維護金融穩定防范風險兩個維度加快推進體制創新。

　　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客觀上要求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政府不進行不當干預。通過協調推進利率市場化、匯率形成機制和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等各項改革，讓資金價格充分反映實際供求狀況，有助于實現金融體系和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事關轉變發展方式和結構調整的全局。

　　需要指出的是，未來一個時期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推進方式，同樣要注重改革的系統性和協調性，既要著眼于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自身層面，比如加快培育市場定價基準和提升金融機構定價能力等，更要著眼于完善外部環境，比如監管上的公平準入促進市場充分競爭，同時要著力加快政府職能轉變，著力解決政府過多干預資源配置和政企信用不分等問題，形成資金要素市場化和其他改革的良性互動。

　　未來一個時期，應致力于構建一個更具競爭性和包容性的金融市場體系，既為利率等資金要素的市場化發揮作用創造條件，也能更好地滿足各類市場主體的多層次金融服務需求。一是優化金融競爭生態，促進各類市場主體平等投融資。二是建立一個更均衡的融資結構，完善金融市場體系。三是發展普惠金融，讓金融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金融管理體制改革的關鍵，同樣是著力解決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并存的問題，要按照三中全會精神，借鑒國際經驗并結合我國國情，重點推進以下改革：

　　進一步構建和完善逆周期的宏觀審慎管理政策框架，有效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職責和風險處置責任方面，堅持中央金融管理部門對金融業的統一管理，督促地方政府改變“重發展、輕監管”的傾向，遵循“區域性”原則履行好相關職能。加快存款保險(放心保)制度等市場化退出機制建設，加強存款人保護;完善支付、征信等金融基礎設施，為保障金融市場安全高效運行和整體穩定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