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宏觀政策正在遭遇罕見的尷尬

　　無論是央行還是發改委，在反周期政策上做得很努力，但是效果卻不彰。經濟刺激措施連續出臺，但好像是政府在唱獨角戲，幾乎得不到民間資本的響應。2010年那種政府四萬億刺激措施登高一呼，民營投資揭竿而起的情形根本見不到。刺激措施的乘數效應每況愈下，頗有強弩之末的感覺。政策搭配上也有意思。明明說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政策卻超穩健;明明說是“穩健的貨幣政策”，貨幣政策卻超積極。財政政策不夠積極，是因為財政收入增長大幅下降，地方賣地收入大幅下降，年初時預算財政赤字2.3%，如果全口徑計算，今年財赤突破GDP3%的警戒線不出奇。財政政策無法發力，于是人民銀行搖身變成財政部，向政策銀行提供資金流動性，將財政政策貨幣化。然而這些依然無法讓好的企業愿意貸款，無法讓銀行放心借貸。

　　近十幾年，中國的宏觀調控政策基本上清一色針對需求端的，通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來作逆周期調節，其中2005-07年的貨幣政策收縮、2010-2013年的四萬億和斷斷續續的房地產調整為其代表作。無可否認，需求端政策在調整消費、投資甚至出口上，為紓緩中國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做出了貢獻，更曾在全球金融海嘯時起到過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以凱恩斯經濟理論為基礎的需求端經濟政策，以協調經濟的總量為主，鮮有在經濟結構、經濟制度、生產力上發力的。逆周期政策雖然一時間墊高了需求，維持住較高的增長速度，不過久而久之也催生出經濟的失衡、錯位。筆者認為，在中國需求端政策已經用老，不僅政策效用遞減，呈強弩之末態，而且對結構性調整力有不逮，甚至延緩著必要的調整。

　　凱恩斯經濟學曾經在二次世界大戰后，通過需求調控為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帶來過二十多年的繁榮。不過恰恰因為僅關注總量需求，不做結構調整，最終也導致了七十年代的經濟滯漲。七十年代供應學派理論鵲起，強調通過結構性改變來提高生產率。之后的撒切爾革命、里根革命和鄧小平改革開放，都是從供給端尋求突破，以提高生產效率為原則，為經濟帶來了一次突破性的改革，為之后三十年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今天中國不是沒有需求，涌向海外市場近一萬億元的購買力就是現實存在的購買力，但是目前中國所提供的產品，無論從產品品種上還是產品質量上，均與消費者所需要的不匹配，于是出現了旅游者去日本買馬桶蓋、去韓國做整容的現象。今天中國的問題未必是總體消費不足，而是供應與新型的消費需求不匹配。而且，好的產品本身可以制造需求，蘋果的iPad就是產品制造需求的范例。

　　今天中國民營資本也不是完全沒有投資意欲，只是制造業多數變得無利可圖，而高端服務業又多被國企所壟斷，融資困難，監管/準入嚴厲，稅負沉重。如果政府能夠在制度上、準入上放開，在稅率上、資金成本上為企業降低成本，只要企業可以賺到錢，民間投資自然會出現。

　　需求端政策最重要的依據是維穩，維持社會穩定。其實維穩需要維持的未必是GDP增長，而是就業市場。目前中國的就業市場遠比GDP增長穩定、健康，不知維穩從何談起，畢竟現今的人口結構、農民工就業、服務業市場與十年前大不相同了。維穩思維下，過剩產能無法被摧毀，令制造業通縮不斷、劣效地方基建項目越來越多，僵尸企業、銀行的僵尸賬面繼續霸占經濟空間，窒息新興產能、新興需求的發展。

　　中國經濟走到今天的輝煌，三次供應端政策突破功不可沒。第一次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從制度上突破了舊的計劃經濟的經營模式，釋放出巨大的制度紅利，提高了生產力。第二次是九十年代初開始的經濟特區政策，與當時的全球化生產趨勢接軌，令中國制造業出現跳躍式的發展，中國一舉成為世界加工廠。第三次是中國加入WTO，一方面中國產品涌入世界各個市場，另一方面打通了內部市場的經絡，經濟再次騰飛。這三次供給端的思想革命，帶來的是生產力的大幅提高，帶來的是經濟結構的迅速改變，帶來的是新的生產力，需求自然產生。尤其值得稱道的是，每一次改變都是政策激發民間資本的投資積極性，而非政府自己充當投資主體，越俎代庖地替代民間去做投資。

　　筆者認為，中國需求端的宏觀調控已經差不多走到了盡頭。不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沒有進一步的空間擴張，而是這些政策對結構性改革、推動創新創業、提高生產力、引導新需求，根本就是緣木求魚。今天中國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政府投資項目，而是民間迸發出創造性和投資激情。不是無條件維持現有的產能和產業布局，而是清除過剩產能，誘導新的消費需求，由此帶動新的投資熱情。不是繼續國進民退，而是打破國企壟斷，打破銀行壟斷，多成就一些今天IT企業那樣的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