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營企業的8+10種死法

人類從事企業經營活動的歷史不下千年，可是有誰見過一家千年歷史的企業？百年老店亦殊為難得。據美國《財富》雜志報道，美國大約62%的企業壽命不超過5年，只有2%的企業存活達到50年，中小企業平均壽命不到7年，大企業平均壽命不足40年；一般的跨國公司平均壽命為10-12年；世界500強企業平均壽命為40-42年，1000強企業平均壽命為30年。 一個企業的成功或失敗，歸結起來原因無非是內外兩個方面。外，是指社會環境與政府環境，其中政府決策、政策，政府依法行政及政府誠信，對企業具有生死攸關的作用；內，則是指企業的產品研發、企業人事、財務、組織管理能力及市場營銷。雖然這樣的分析放之四海而皆準，但如此粗線條的分析對企業的經營管理卻毫無實際意義，既不能給正在運營著的企業提供借鑒，亦不能使它們不再覆轍重蹈。 通過對近十幾年來國內媒體的數百例相關報道的梳理，特別是對其中涉及民營企業的案例進行了研究，發現了一些具有共性的東西，導致中國民營企業落敗或死亡的原因主要有10個方面。有些是原生性的，一直就與中國民營企業的成長歷史相生相伴，至今仍然在嚴重腐蝕著中國民營企業的肌體，有些卻是新生的，是近幾年才出現的，而且其中的一些新生病菌就像SARS病毒一樣，具有極強的復制性和蔓延性，尤其值得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們警惕。 中國民營企業第一死：死于順 開過車的人都知道，越是平坦寬闊的大道，開車時越容易出問題。因為道路太平坦，視野太開闊，人的精神就容易麻痹。所以，有經驗的設計師在設計高速公路時，都會故意裁直取曲，故意設計一些彎道。做人也是這樣。一個人如果人生太順利了，便難免自以為是，目空一切，而如果這個人又恰巧是一個企業家，那麻煩了，他的企業離“出事”不遠。所以，有人說做企業不怕不賺錢，就怕一開始就賺錢，而且賺大錢。一開始不賺錢的企業，只要他熬得住，方向對頭，早晚有賺錢的一天；而一開始就賺錢，而且賺大錢的企業，他賺的錢早晚都會是別人的，他等于是在替別人打工，替別人看家守業。這里面的原因，就在于“順”，人一順，就不太容易守“規矩”，把“規矩”放在眼里，將“規矩”當一回事。 老話說，“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我們從不少民營企業家的失利中都能看到“順境”下的陰影。史玉柱是這樣，懷漢新也是這樣；吳炳新是這樣，胡志標也是這樣。當年李嘉琛做華豫，做一個項目成一個項目。做一個木紋加工器技術，賺了18萬元；做一個人造大理石技術，賺了600萬元；做一個合成燃料技術，3個月僅招待各地的取經者門票就收了300萬元，轉讓費又收了2000萬元。于是李嘉琛認為自己無所不能了，企業不但要搞發明，還要搞房地產，還要進軍醫藥行業。于是，一個房地產賠了幾百萬元，一個“鞋足香”又賠了幾千萬元。企業幾年的積蓄，在隨后的一兩年里敗了個一干二凈。李嘉琛想不明白呀，自己這么聰明的人，幾乎是干什么成什么的人，怎么就做不了房地產，做不了醫藥業呢！最后竟逼得自己非得賣掉企業，非得再賠上自己的全部積蓄，去還銀行的貸款。后來李嘉琛到北大去讀書，再后來李嘉琛終于想明白了，心境也平順了。在一次接受記者采訪時，他說自己正在求職：“我要求的年薪是12萬。但如果企業有發展前途，我也可以做司機、助理，一個月給我三四千元也行，因為打工也是一種學習。”中國搞市場經濟短短的二十幾年，曾經涌現過多少風光無限的企業，曾經涌現過多少風光無限的企業英雄，這些企業、這些企業英雄而今安在？《科學投資》認為，企業、企業家境遇過“順”是禍不是福，過“順”是中國民營企業的第一大敵，也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的第一大敵。 中國民營企業第二死：死于情 人是講感情的，這感情無論是父子之情、母子之情、兄弟之情、兄妹之情、夫妻之情、朋友之情……無論哪一種感情都彌足珍貴。當你創業的時候，當你做企業的時候，往往都需要這些感情聯結起來的親情、友情的幫助。但是處理不好，這些親情、友情也會成為你做企業的累贅。“世界上只有永恒的利益，沒有永遠的朋友。”這句話說起來冷酷，但是在大多數時候卻是真理。做企業的人，應該時刻銘記在心。 民營企業各種關系盤根錯節，有人說，在中國民營企業搞不好的原因之一，就是濫情，所以，中國的民營企業要特別注意不要為情所困。要知道感情的洪水沖毀的是理智大堤，一個企業家失去理智，他的企業也就離死不遠了。 中國民營企業第三死：死于企業政治化 中國是一個講政治的國度，但是我們這里所講的政治，不是通行概念上的政治，不是主義。所謂的企業政治化，是一個企業承載政治的意義，承載官員的政治前途，經常的結果就是這個企業的快速死亡。當官首先要有政績。最容易出政績，讓人看見政績的地方在哪兒？修路、蓋樓。所以，伴隨著官員的政績提升和官位升遷，在這兩個地方栽跟頭的企業最多。 因為官員的好大喜功而導致企業的敗落，這樣的事太多了。還有一些企業家投機取巧，一心想沾“政治”的光，上趕著給人家送“政績”，最后把自己弄得身敗名裂。企業就是企業，企業家的天命就是贏利，而不是搞“政治”。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中國民營企業第四死：死于心理失衡 做企業的人要保持一個良好的心態，因為思想決定行動。心態不對，行動就容易錯誤，最后毀人毀己。但是企業家要保持一個良好的心態不容易，尤其是涉及利益格局和利益分配的時候。 中國民營企業第五死：死于冒進 史玉柱后來總結自己的經驗時說，自己最大的失誤，就在于不懂財務，失去了對風險的控制。吳炳新曾對史玉柱說：天底下黃金鋪地，哪個人能夠全得？一個人要學會控制自己的貪念。企業家的冒進，可能并非全部出于貪念，但風險控制，尤其是財務上的風險控制，應該是一個企業家的基本功。企業因為冒進而死，往往都死在企業最為輝煌的時候，所以尤其令人可惜。 中國民營企業第六死：死于不守游戲規則 市場經濟說白了是信用經濟，大家都要遵守游戲規則，在游戲規則內行事。中國的市場經濟還只是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在這樣一個轉型時期，講信用，遵守游戲規則就顯得尤為重要。一些企業家將游戲規則視為兒戲，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自己愛怎么做就怎么做，只圖自己一時快意，全然不顧他人感受，最終招致市場的報復，自食其果。 俗話說“無規矩不成方圓”，做商人更要講規矩。憑小聰明可以耍弄于一時，卻一定難以長遠。另一方面，《科學投資》相信，一個的人品和他的事業是呈正相關的，品性高古的人不一定能將事業做大，但品行不端的商人，事業一定做不大。指甲尖般大的一點德性，想成就一番翻天的事業，這樣的事情，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 中國民營企業第七死：死于掮客 掮客就是那種靠嘴皮子吃飯的人。這種人的特點是，輕于許諾，卻很少見到他們踐諾。他們就像戰國時的蘇秦、張儀一樣，整天扛著一張嘴周游列國，卻不能像蘇秦、張儀一樣合縱連橫，助人成就一番事業。他們只能毀人，不能成人；他們只能給別人壞事，卻從來不能幫助別人成事。但是，在這個講究“資本運作”的時代，這種人卻很吃香，而且是越來越吃香。 如果明天你遇到一個巧舌如簧的人，告訴你他可以如何輕而易舉將你的10萬元變成100萬元、1000萬元、1個億，他可以如何輕而易舉地將你的公司包裝上市，他和多少個人多少個方面有關系，可以幫助你兼并收購，不費吹灰之力地就將別人的公司或者國家的公司變成你的公司，使你一夜發大財，你可千萬別信。這人十有八九是掮客！而掮客又十有八九是從來不講道德的，老百姓的話，“得蒙就蒙，能騙就騙”，指的就是這種人。 中國民營企業第八死：死于傳媒 中國的傳媒業是一個怪胎，一方面它要代表政府說話，當政府的喉舌，要體現社會責任和社會良心；另一方面，隨著體制改革的深入進行，越來越多的傳媒被拋向市場，需要自負盈虧，這又具有了市場的屬性。在社會良心、政府喉舌和市場利益面前，他們常常被弄得左顧右盼，前后為難。在傳媒這種騎墻式和夾縫式的生存中，許多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加上一些企業家自身心態的不成熟，使企業深受其害。這些年被傳媒捧殺和棒殺的企業和企業家不在少數。 對于企業來說，媒體是一把兩刃刀，運用得好，可以大大幫助企業發展；運用得不好，不但對企業毫無幫助，反而會傷及自身。總之一句話，媒體在市場化的過程中需要的是良知；而企業家在與媒體打交道的過程中，需要的則是明智。 民營企業的另十種“死法” 改革開放二十年來，民營企業不斷崛起、發展、壯大，成了國民經濟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如此，在激烈地市場競爭中，仍然有不少民營企業很快便被淘汰出局，消失的無影無蹤。滄海橫流，大浪淘沙，對于民營企業的“死”，早已是見怪不怪了。盡管有不少人在研究民營企業的成功之后再掉過頭來研究其失敗，但卻很少有人作系統分析，并以深入淺出的方式研究它們是怎樣“死”去的。倘若細細地品嘗其中的各味，忽然覺得，一旦能總結出來，于人于己都是頗有裨益的。 企業就如同人一樣，如不能精心照料，任憑其風吹雨打，則少不了要得病。生病后又得不到有效的救治，很快會病入膏肓。故曰：企業的第一種死法是病死。這類企業要么是先天不足，——內部機制不健全；要么是機制老化，——按部就班，諸如論資排輩、榮辱“難”共、毀譽相爭，權益不公；要么是高層分裂，寧做雞頭，不做鳳尾，結果輕而易舉地被對手各個擊破。總的來說是由于肌體內部產生了病變，沒有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久疾而終，是為病死。 市場經濟講的是優勝劣汰，在激烈地市場競爭中，往往是前有封堵，后有追兵，企業不堪擠壓，市場份額越做越小，人才越走越少，效益越來越差。故曰：企業的第二種死法是被“擠死”。由于力量對比的懸殊，國有資本和外國資本的雙重擠壓下，迫使你不得不退出某個行業，被“擠死”了。 企業第三種死法是被拖死。有些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雖然已經形成了一定的規模，由于各種原因，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