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張瑞敏、柳傳志三大掌門人的1984

1984 公司元年 “我們都下海吧。” —民間詞匯，1984 在科學史、藝術史和商業史上，當一個流派或國家正處于鼎盛的上升期，便會在某一年份集束式地誕生一批偉大的人物或公司。這個現象很難用十分理性的邏輯來推導，它大概就是歷史內在的戲劇性吧。 在美國企業史上，這個偉大年份是1886年。這一年，紐約的圖書推銷員大衛。麥肯尼在推銷莎士比亞選集時驚喜地發現，他隨書贈送的香水備受顧客的青睞，于是他用莎士比亞故鄉一條河流的名字“Avon”（雅芳）為名，創建了雅芳香水公司：“可口可樂”誕生于亞特蘭大，它的第一瓶形狀“怪異”的產品被推出市場；大名鼎鼎的喬治。伊斯曼研制出第一架自動照相機，并給它取名“柯達”；全球大宗郵購與零售業的始祖西爾斯。 羅巴克也在這一年創立，直到1992年前，它一直身居全球零售業霸主。花旗集團在這一年誕生，它后來成為全球最大的銀行機構；強生公司也在這一年成立，它一開始制造醫藥診斷產品，后來才生產出暢銷全球的潤膚露、香波和邦迪創可貼。如果再加上卡爾。奔馳在德國發明出世界公認的第一輛汽車，那么，在1886年出現的這些公司名字，竟可以勾勒出其后100年的世界公司成長線。 在中國企業史上，這個偉大的年份便是1984年。日后很多馳騁一時的公司均誕生在這一年，后來，人們將之稱為中國現代公司的元年。 1984年的特殊氣質，在元旦剛過不久就散發了出來。除了出國一直坐鎮北京的鄧小平突然決定到南方看看。此刻的國內，由高密度宣傳步鑫生改革而煽動起來的改革熱情已日益高漲，但是，舉國四望，有哪個地區的改革是過去幾年里最有成效，也最值得大書特書呢？鄧小平把目光放到了預先沒有列入中央規劃、后來也沒有得到中央財政特別扶持，而此刻正飽受爭議之苦的深圳特區身上。 鄧小平一生有過兩次著名的南下，一次是1984年，一次是1992年，它們對中國經濟的風向變動都起到了決定作用，“鄧小平南巡”這個詞匯組合從來沒有在正式的公文中出現過，但是它卻在民間和媒體上被廣為采用，它寄托了人們對鄧公的尊重和期望。 據后來的研究者發現，鄧小平的這次南下事先并沒有明確的目的，也沒有帶著政策宣示的責任，但是它所逼發出來的改革熱情卻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在此前的一年多里，對深圳的各種非議指責正沸沸揚揚，北方一家黨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歷史租界的由來》的長文，影射深圳特區是新的“租界”，其后又有文章提醒，要警惕中國出現新買辦和李鴻章式的人物。 很多來深圳參觀的老干部視特區為異端，驚呼“深圳除了五星紅旗還在，社會主義已經看不見了”，“特區姓‘資’不姓‘社’了”。1月24日，鄧小平抵達深圳，特區的黨委書記梁湘指著掛在墻上的深圳地圖，介紹了特區開發建設的情況，稱1983年的工農業總產值比上一年翻了一番，比辦特區前的1979年增長了10倍。備受壓力的梁湘很想得到鄧小平明確的支持態度，便說：“辦特區是您老人家倡議的，是黨中央的決策，深圳人民早就盼望您來看看，好讓您放心，希望得到您的指示和支持。”但鄧小平沒有發表意見。 其后數日，鄧小平馬不停蹄遍走特區，一路上他不講話，不表態，參觀時也很沉默，不露聲色。到蛇口工業區時，袁庚匯報說，他們提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作為整個工業區的口號。機靈的袁庚用自問自答的語氣說：“不知道這個口號犯不犯忌？我們冒的風險也不知道是否正確？我們不要求小平同志當場表態，只要求允許我們繼續實踐試驗。”此言一出，全場大笑。鄧小平在深圳的表現，可謂意味深長，他用行動表明了自己支持的態度，卻又在言辭上留下空白。27日，他離開深圳前往另一個特區珠海，在這里他一反在深圳的沉默態度，寫下“珠海經濟特區好”的題詞，算是給特區經濟下了結論。2月1日，已經回到廣州的鄧小平，在廣東省和深圳領導的再三暗示和懇請下，寫下“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并在最后的落款上，特意把時間寫為“1984年1月26日”，表明還在深圳時已經有這個評價。 鄧小平的南巡舉措，以新聞的方式傳播全國，關于特區的爭論至此告一段落。在他離開廣東后的第二個月，中共中央做出重大決定，宣布“向外國投資者開放14個沿海城市和海南島”。中國的對外開放由點及面，最終形成了沿海全境開放的格局。 1月24日，正在歡快地倒賣玉米的王石騎著自行車途經深圳國貿大廈，突然看到很多警車、警察和聚集的人群，一打聽，原來是鄧小平到大廈頂層俯瞰特區全貌，公安局正在清理現場。他在后來回憶說，“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時候到了。” 5月，“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成立，這便是萬科的前身，王石當上了經理。根據當時的特區政策，進口特區的國外產品不能銷售到特區外，但不限制特區外客戶在特區內購買的商品運出特區。展銷中心的業務與倒賣玉米沒有大的區別：先收內地需貨企業貨款的25%作為定金，然后向港商訂貨，按同樣比例付款給港商，待貨到深圳后，買方付清余款提貨。 買賣的關鍵是，收的是人民幣，支付給港商的是港幣或美元，展銷中心的利潤就來自獲取外幣的能力。要開這樣的展銷中心，首先要有進口許可證，其次要聯系到具有外匯出口創匯份額的單位，也就是說，沒有一定的政府背景和公關能力是開不成這種公司的。 王石日后舉例說明公司是怎么賺錢的：這年秋天，一個叫王春堂的北京人來深圳，宣稱手頭有3 000萬美元的出口外匯留成，換匯比率為1美元兌換人民幣3.7元。所謂“外匯留成”并非現金，而是一種“配額指標”，它應該屬于某個大型國營外貿公司，最終以非常灰色的方式轉移到了有官家后臺的“倒爺”手上。當時的市場匯價是1美元兌換4.2元人民幣，王石向王春堂預定了1 000萬美元的“外匯留成”，然后他從中國銀行“順利”貸到2 000萬元人民幣，湊足3 700萬元匯給王春堂。一倒手，展銷中心賺到兌換差價500萬元。 這樣的換匯倒賣看來比倒賣玉米還要痛快，在當時的深圳與北京之間，早已形成了這樣一條資源輸送的地下通道，源源不斷的國家配額和公共利益以各種形式被販賣到南方，它們游離在法律的邊緣地帶，促成了某些個人和公司的暴富。王石的展銷中心在這種游戲中扮演的是終端洗錢的角色，他從北京調來外匯指標，聯系好進貨和出貨的港商與國內企業，通過貨物的進口銷售把匯率差價“清洗”成流通差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