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襄陽喬營紡織行業工會力求達到“雙贏”

　　喬營紡織行業工會在行業蕭條、企業效益下行的嚴酷時刻，開展工資集體協商，“雙贏目標”增強了工會組織的影響力、凝聚力。職工贏了：暫時停產企業的職工保住了崗位、有了待崗基本生活費;開工不足企業的職工拿到了基本薪酬;運行正常企業的職工工資有了增長。

　　企業贏了：穩定了職工隊伍，保住了生產骨干;避免了企業間的無序競爭;減輕了企業人工成本;勞動關系穩定了;企業與職工之間多了理解和溝通的正常渠道;工會成了企業發展的有力幫手。企業面臨困境時，如何談工資?湖北襄陽喬營紡織行業工會的做法是：

　　“通過開展工資集體協商，向職工講清企業困難，反而贏得了職工支持，還有的主動要求暫時降低薪酬，與企業共渡難關。”日前，參加湖北襄陽喬營紡織行業工資協商談判的企業方代表劉老板，在談到他參加今年的工資集體協商時感慨地對記者說。

　　一旁的職工方代表宋曉娟接過話：“企業出現困難時，更應在協商中讓職工充分了解企業生產經營真實情況，體會企業面臨的困境，激發職工與企業共克時艱的使命感。”

　　紡織業是襄陽市樊城區工業經濟的重要產業之一，也是樊城區縣域經濟發展的傳統產業。喬營紡織工業園區現有紡織企業37家，目前擁有棉紡紗錠近13萬錠，各種型號布機近6000臺，主要產品有粘纖、純棉、化纖、毛紡、混紡等近百個品種的紗線，年產值約12億元，從業人員近2000人。

　　2015年以來，受國內外市場低迷、資源環境約束增大、生產要素成本上升等不利因素影響，園區57家企業，關、停、并、轉的就達20家，其余37家企業，也是勉強維持生產。艱難時刻，喬營紡織行業工會聯合會一班人感到空前的壓力。

　　通過走訪調研，大家感到，在企業經營遇到困難時，工資協商的關鍵點不再是增長多少，而是職工的保崗、保薪、社保、最低工資、待崗基本生活費、彈性工時等方面問題，落實了職工關切的這些問題，就維護了職工基本勞動經濟權益。

　　剛開始，有企業主對工會提出的開展工資集體協商有相當的抵觸，他們認為：企業都要關門了，還協商什么工資?喬營紡織行業工會的工作人員沒有輕易放棄，他們走廠串企同企業主們推心置腹的交談，動用社會關系說服企業主，尋找突破口。

　　喬營紡織工業區37家紡織企業生產設備不同，工藝要求不同，產品種類多達幾十種，涉及工序幾十道，表面上看個性突出，共性難找;經過深入調研分析后，他們發現，這些企業都有穿扣、絡筒、并條、粗紗、細紗等10多個工種，而這30多家紡織企業共有工種的工資標準都是由企業自行制定，標準各不相同，高的達3000多元，低的2000多元。

　　由于工時計件標準不同，工資差異較大。因此，喬營紡織行業工會聯合會從共有工種的最低工資標準入手，打開行業工資集體協商的突破口。找到突破口后，他們成立由工會指導員、人社專家、協會人員、企業代表、技術工人代表等組成的勞動定額(工資標準)工作小組。

　　通過比對37家紡織企業的技術工人工資表，并對14個共有工種工資進行測算。初步得出14個共有工種的月平均工資均超過1700元，比本地區最低工資標準1320元高28.8%.?為了使初步測算的月平均工資更加科學合理，喬營紡織行業工會聯合會選擇20多家有代表性的企業就14個工種的工時、工價、計件、定額等情況進行綜合分析和比較后發現，并條、粗紗、細紗多數分布在效益較好的企業，月平均工資較高，考慮到整個行業的均衡發展，對這14個工種月平均工資標準進行調整。

　　在此基礎上，制訂《喬營紡織行業14個工種工資標準草案》，并將這個草案發到30多家企業征求意見，根據職工和經營者的意見進行修改審訂。企業方與行政方此后分別經過了三次工資集體協商，經過三輪艱辛談判，最終達成協議：

　　1、最低工資標準由1320元增加到1700元。

　　2、各企業2016年度職工工資增長不低于8%.

　　3、根據原勞動部(1995)309號文件精神，職工待崗期間的生活費按略低于襄陽市最低工資標準發放。

　　4、行業主要崗位(工種)：機修工、白班保養工、白班幫接工、修布檢驗工、清花工、梳棉工、并條工、粗紗工、細紗落紗工、擋車工等11個工種的工資標準在2015年的基礎上調8%.計價工資標準：織布工由0.13元/米增加到0.14元/米，穿扣工由0.009元/根增加到0.011元/根，絡筒工由0.26元/公斤增加到0.30元/公斤。

　　談下來的總體結果是：工資總支出增幅不大，最低工資標準符合實際狀況，計件、定額工資趨向合理，兼顧了行業發展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