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中山裝的政治理念、文化背景以及社會功能

　　一、中山裝的政治理念

　　近代中國最深刻的社會思想變革始于西方對中國的大規模入侵，特別是辛亥革命以來，在中國很多地方特別是廣州上海等大城市，人們在衣食住行等日常行為中，逐步有意無意地向西方模仿學習。在男式服飾方面，崇洋風氣表現得比較明顯、突出，一些市民主張穿西裝、西褲、戴禮帽等，完全拋棄了傳統的長袍馬褂。此類活動導致的一個比較嚴峻的后果就是國產絲綢在中國出現滯銷狀態，這引起了傳統服裝行業的擔憂。而袁氏篡奪辛亥革命勝利果實之后，復古之風日盛，一些城市的官員的服裝漸露復古的端倪，這嚴重損害了辛亥革命的進步形象。由此中國近代服飾問題成為民族工業問題和政治斗爭問題。 解決這幾大矛盾，對革命派人士來說，創制既要有革命意義、又不能完全崇洋、還要尊重中國國情、符合中國特點的折中性服飾是一個必然選擇。

　　在這一背景下，孫中山先生創制了一套近代特色服裝。

　　中山裝上衣領為中西合璧的主要表現，以一領而代上衣領、襯衣領;而滲透孫中山先生政治理念的設計是前襟的五個紐扣，借以象征中華民國區別于西方三權分立的“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權分立制度;袖口綴有三個紐扣以示“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 中山裝在蔣介石時期被賦予更豐富的革命涵義：四只口袋標志立國之四維，即禮、義、廉、恥;倒筆架形蓋袋寓意“以文治國”;前襟五扣和袖口三扣仍標志“五權分立”、“三權分立”;將衣領改為翻領封閉式，以示“三省吾身”，嚴謹治國。

　　由于政治領袖的威望的影響，民國時期的政府官員，文化人士以穿中山裝者為多，成為當時社會的一浪時尚，直到現在，中山裝仍在中國流行。{page_break}

　　二、中山裝的由來及文化背景

　　學術界對中山裝由來并無過多研究，甚至對中山裝本身的討論也很少。所以目前對中山裝的淵源的討論還沒有定論，說法不一。

　　有觀點認為中山裝是孫中山先生在河內籌組興中會時，為了節省外匯，在一家廣東籍服裝商人黃隆生店內，授意黃先生按南洋“企領文裝”設計縫制的;另有人認為，中山裝是由軍裝改成的，孫中山居上海期間，將一件從日本帶回來的日本陸軍士官服送到一家他經常做西服的“榮昌祥”(另有亨利服裝店一說)西服店，讓老板以此為基樣，設計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的服裝; 最近，上海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李堅副教授提出了新的觀點認為：中山裝的誕生與寧波籍紅幫裁縫密切相關，第一款正式的中山裝是由紅幫重要人物王才運根據孫中山的要求與1916年縫制而成的(在西服進入中國后，中國的西服裁縫被稱之為紅幫)。

　　各種說法都有自己的依據，都有一定的道理。從形制上講，中山裝與南洋“企領文裝”以及日本“學生裝”的確有相近之處。由此中山裝的舶來成分是毫無辯駁的。

　　我認為，中山裝是“企領文裝”、西服等外來服裝形制受中國傳統服飾理念影響、兩者有機結合的產物。

　　首先，西服等外來服裝在穿著視覺效果上、主體身體感覺上都形成了中國人對外來服飾這一新事物的主動接受和選擇;而與傳統的中國服飾相比較，在時裝流行趨勢，穿著時間場合，社會反饋結果等方面，西裝都或多或少占有優勢。所以大城市的很多居民，特別是旅外人士、留學生等對西方服裝產生了強烈的主觀接受的信念，也就是對其選擇有了主動性。這是近代中國的一大特色。所以，中國特色服裝也將受到舶來品的影響是毫無疑問的，況且孫中山本人對西方物品的接受能力以及理解力本身就說明了這一點。

　　但是，在傳統的中國服飾受沖擊的前提下，中國的傳統理念是不會消失殆盡的，中山裝的設計仍然有受傳統文化影響的痕跡。因為中山裝的誕生環境，是一個傳統文化理念強烈的大文化背景。大文化背景的文化人類學解釋是：“一定區域內的人們的各種行為方式和思考方式的整體，通過精神財富的創造表現出來，其結構和功能恒常且涵蓋范圍廣泛，因而形成影響面極大的文化氛圍與文化定向。” 服裝的文化性質置于總體文化氛圍之中時，就有了服飾的大文化背景。那就是服飾的文化含義“包孕內容極其豐富，歷史積淀深厚堅實，而且穿透力強，決定作用顯著。”

　　就中山裝來講，中山裝形式本身就是受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觀念影響的，舉例如下：

　　領口方面，從中山裝緊收頸部、立領、風紀扣上來講，就明顯區別于西裝開放、外向的特征;中國儒家文化具有謙卑、內斂的特點，中山裝的緊領是最好體現;蔣介石更是將封閉立領定義為“嚴謹治國”的標準。就是現在，中山裝的穿著仍有嚴格的要求，那就是要將風紀扣彌合嚴密，不能圖一時之快而敞開領口，這會是不倫不類、有失風雅和嚴肅的表現。

　　在前文提到的中山裝的政治理念一節中，孫中山改西服的三袋為四袋，被蔣介石賦予立國之四維的含義，四維乃“禮、義、廉、恥”，在儒家文化中，“禮、義、廉、恥”正是中庸、中道思想的精華;而以中國人的審美觀念來看，四個口袋的“雙雙、對對”，頗具均衡對稱之感。下擺明袋為彈性“琴袋”，孫中山原用以裝書本等用品，足顯“不忘讀書之美德”。

　　而在顏色上，中山裝原有黑白兩種，夏用白色，其它季節用黑色，后來發展到其它顏色，但有一點，中山裝的顏色從不過分艷麗，一方面是中山裝作為民國官方禮服的場合需要，但從根本上來講是受中國人的心理、性格中庸、中道思想影響的。{page_break}

　　三、中山裝對近代中國的社會功效

　　中山裝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特別是在中國近代社會，中山裝更是具有豐富的政治、文化意義。

　　人的行為能夠表現無形的社會制度，因為服飾與人們的日常生活聯系最密切，最具有集中的典型的意義。這個現象根源于社會制度對服飾的制約作用原理，“服飾制度的生成既不是完全憑籍某一個人的主觀武斷，也不會逆當時的時代潮流而動。”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中山裝的創制和推廣普及是具有極大的社會意義和深厚的社會根源的。孫中山所倡導創建的社會制度與其首創的特色服飾的關聯是有強烈的內在統一性的。那么兩者之間必然存在相互的作用力、影響力。中山裝對民國時期的政治體制的作用除前文論述的形制方面的影響力外，還有強大的內在影響力，下文簡略分析之。

　　中山裝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推廣普及之后，具有了強力的社會性，表現在當時的政界、文化界大部分人士都多以中山裝為固定服裝，蔣介石時期的中山裝更是被提高到國服的地位。至此，中山裝無意間成為了社會的一種控制手段，這種控制手段的控制力來自于人們業已形成的潛性著裝批判標準，這種批判標準是因為中山裝在大范圍內的使用使人們形成了一種意識，這個意識對著裝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那就是穿中山裝相對于不穿中山裝要比較容易被人接受，推而廣之，整個社會就會形成一種對中山裝的熱愛之潮，從而形成一種由個人意識組合而來的整體社會意識，這個社會整體意識相對具有穩定性和連續性。

　　前文提到，中山裝有其豐富的政治含義，蔣介石時期中山裝更是作為官方的指定正式服裝在各級各地官員中使用。 中山裝的政治含義最根本的一條就是民主共和的革命、政治理念。所以自愿著中山裝的人士不管在心理上對民主共和理念是否理解接受，在臉面上是毫無懷疑可言的，那么隨著服裝的推而廣之，我們是否也可以認為民主共和的政治觀念更加深入民心了呢?這是孫中山先生創制中山裝的初衷和歸宿。從后來的歷史發展我們可以看出中山裝的影響力的功績：在國民政府方面，中山裝一直被蔣介石使用至其逝世;大陸方面，毛澤東在整個革命時期以及建國后的正式場合基本全部是著中山裝的，現在天安門樓的毛主席巨幅畫像就是中山裝;鄧小平同志亦是極其喜歡中山裝的，絕少或是很少有著西裝的鏡頭。這足可見中山裝的共和理念確實深深地影響了一代人的政治思想。

　　另外，對于中山裝的社會功效，我想補充一點，即，中山裝對中國倫理道德的影響。一方面，服飾一直受倫理道德的制約，而倫理道德是具有其系統性和關聯性的，所以服飾可以在一定區域內、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們的道德標準，一個群體的整體著裝形象可以說是倫理道德的產物; 但另一方面，服裝對倫理道德也具有反作用力，比如近年來，中國人的服裝開始多樣化，這在一定程度上就逐步影響了人們的倫理道德觀念，人們對某些服裝的設計、著裝理念經歷了深惡痛絕—逐步理解—完全接受—主動選擇使用的過程;中國近代史上，辛亥革命的爆發最終導致了中國社會的階層地位轉換，也扭轉了人的道德標準;中山裝是最先擺脫長袍馬褂模式的中國自主的近代服飾，它是這場革命的后繼革命中對倫理道德的影響比較重要的角色之一，中山裝的制式最終打破了傳統等級冠服制度，它不受社會階層、地位級別的限制，并最終突破文人政客的范圍而全民使用 ，這不能不說對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是一個極大的積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