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產業升級或遭失業困局
中國加入世貿后的出口高速增長和中西部地區的投資擴張,帶來了對勞動力的大量需求,導致2004年首次出現民工荒。我們不僅應該反思資產泡沫背景下的產業的就業水平和就業結構,故下一個五年中國不乏陷入失業困境的概率。
盡管中國目前存在勞動力短缺現象,但我們不能簡單套用劉易斯拐點理論來推斷未來中國的勞動力問題,因為中國從農村向城市的移民潮還遠遠沒有結束,勞動力的階段性短缺或許是建立在資產泡沫之上的,一個13.4億人口的大國的發展模式,大概不能簡單借鑒缺乏大國案例的發展經濟學理論。
2004年春節過后,中國首次出現民工荒。要知道這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要清楚2003年中國經濟究竟發生了什么。
出口部門應該是增加就業人數的一個重要部門,在中國2001年末加入WTO之后,出口有了顯著增長,2002年出口增速為22%,到了2003年則大幅攀升至35%,可見,中國大約在2003年之后確立了世界工廠的地位,中國的勞動人口開始為全球消費者打工。
再看一下投資。2003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達到27%,也屬于1999-2008年這輪朱格拉周期的投資增速高點,當年資本形成對GDP增速的貢獻達到63.7%,也是過去10年來最高的。而固定資產投資的快速增長,又得益于始于2000年的西部大開發及2003年開始實施的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發展戰略,由此導致的中西部地區投資高增長,也使得中西部這一勞動力提供地成為需求地。
因此,2004年首次出現的民工荒,應該是勞動力不斷從農村向城市轉移最終導致農村勞動力供給短缺,而對勞動力的需求,主要源于中國加入世貿后的出口高速增長和中西部地區的投資擴張。
研究發現,一旦出現民工荒,便會在當年的GDP規模上反映為高增長,與此相適應的是宏觀調控的出臺,2004-2005年、2007-2008年以及2010-2011年的三次政策收緊無一例外。其特點是先采取調控措施,爾后在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定調,如2004年末把積極財政政策改為穩健財政政策,2007年末把穩健貨幣政策改為從緊貨幣政策,2010年末則將適度從寬貨幣政策改為穩健貨幣政策。
盡管每次調控都以結構調整為目的,但實際上只是降溫而已,經濟發展的結構性矛盾愈發突出,主要表現為以房地產為代表的各種資產價格攀升,如全國平均房價收入比在2009年達到8.1倍,遠高于發達國家3至5倍的水平。房價上漲帶動土地價格上漲,高速增長的經濟又帶動礦產資源等價格的上漲,簡言之,2003-2010年中國的資產泡沫逐步形成,主要是通過“外匯流入-基礎貨幣投放-土地財政-貨幣創造”這種模式造成的。如今中國M2的規模已經達到75萬億元,居全球第一,且比例上接近GDP的兩倍。M2之所以增長如此之快,與2003年以來外匯占款所創造的基礎貨幣沒有被完全對沖掉有關,據我們估計,截至2010年末,還有約5.5萬億元沒有回收,一直在創造貨幣.
貨幣創造本身沒有任何問題,關鍵是資產價格膨脹是不可持續的,必然會帶來泡沫破滅和資金鏈的斷裂,從而影響到經濟,進而影響到就業。而中國2003年出現的民工荒,與資產價格膨脹的過程是一致的,并伴隨著投資的高增長,2009年經濟增長9.1%,其中投資的貢獻超過90%,2010年也在70%以上。而比較1960-1970年被認定為進入劉易斯拐點的日本經濟,雖然其資本形成在GDP中的比重最高也達到35%,但畢竟是私人消費占大頭,且不存在資產泡沫。因此,我們確實有必要思考一下,假如沒有資產泡沫,中國從2004年開始是否會出現民工荒?我們確實應該對資產泡沫背景下的勞動力短缺現象作一反思,而且要考慮泡沫破滅的后果是什么。
而根據央行《2010年區域金融運行報告》,地方融資平臺的信貸余額估計在10萬億元以上,遠超原先7萬億元的估值。這些信貸究竟會導致多少壞賬,尚難獲知,但不容樂觀。
原因是:第一,分區域看,從1995年到2009年,中西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占比從42%上升至58%,而東部沿海的恰好從58%降至42%,但中西部地區的GDP占比不升反降,從占比50%降至45%;可見中西部地區的投入產出比遠低于東部沿海,這是為了追求區域平衡發展而導致的資源錯配,也是影響貸款質量的關鍵因素;第二,從信貸期限看,由于大部分融資平臺形成的債務都是在2009年,那么2012-2014年將形成還貸高峰,呆壞賬的增加屆時將影響經濟的運行;第三,當前的經濟回落是否會引發資產泡沫破滅很難預料,但至少抑制了房屋和土地等資產價格的進一步上揚,抑制了社會總需求,這也將使各地尤其是中西部地區投資拉動型的增長模式難以長期持續,從而加大了地方的債務負擔。
產業升級會影響就業結構和就業率
盡管輿論一直在呼吁中國應該盡快推進產業升級,而事實上,中國的產業升級從未停息過,這方面我們可以透過外貿進出口的窗口來觀察。過去10年間,勞動密集型產品如紡織品、衣鞋包、玩具在出口中的比重持續下降,資本密集型產品如鋼鐵、金屬制品占比先升后降,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如化工產品、運輸設備、儀器儀表等占比則在持續上升。這種變化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國出口部門產業結構的升級次序。如機電產業是過去十年中國成長最快的工業品,也是目前出口比重最高的工業品,過去15年,中國機電產品的出口占比從20%上升至50%。
隨著中國第二產業及制造業的高速增長,我們估計2010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約為1.97萬億美元,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制造業國。在此背景下,中國的資源消耗量已經直接影響到全球資源品的供應與價格。這與上世紀70年代美國、日本面臨的問題類似,未來中國制造業的利潤率將受到擠壓,制造業增速也將放緩。從最近兩個季度工業大類行業的利潤率觀察,中游原材料行業的平均毛利率不到2%,表明高企的資源價格已經嚴重擠壓了中游制造業的利潤。
中國的第二產業在升級過程中,就業增速也有降低跡象,如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6、2007年每年新增就業人數都在1000萬以上,而2008、2009年則降至500-600萬了。這就涉及到產業升級過程中就業彈性的不斷下降問題。從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提供的調查數據中可以發現,2011年一季度各類職業的需求中,68.6%的用人需求集中在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工、商業和服務業人員兩大職別,其需求所占比重分別為34.9%和33.7%。各技術等級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均大于1,顯示勞動力需求大于供給。其中,高級工程師、技師和高級技師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較大,分別為2.29、2.19、1.89,說明目前用工上供不應求的是高級、技術型人員。
從勞動力需求的企業性質看,私營企業歷來都是吸納新增就業最多的部門,2011年一季度,私營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比上年同期下降了3.2%,說明人力成本、信貸成本的提高對低端企業經營成本的提高影響非常明顯。由于私營企業絕大部分屬于中小企業,而中小企業提供了80%左右的城鎮就業崗位,產業升級過程意味著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企業比重的上升,也意味著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吸納就業能力的減弱。如美國紡織服裝業的工人人數是該國制造業中最多的,大約占工業勞動力總人數的10%,隨著紡織服裝產業升級,紡織就業人數從1990年的69.1萬人逐步下滑到2001年的47.8萬人,服裝就業人數則從103.6萬人下降到56.6萬人。
此外,產業升級的過程,不僅是低端用工需求增速降低的過程,同時又是經濟減速的過程,這同樣對增加總用工需求不利。例如,美國和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產業升級的過程中,都同時伴隨著經濟減速,如美國GDP增速從原先的4.5%降至3%,日本則從10%降至4%。我國“十二五規劃”將GDP增速降至7%,或許實際結果不會那么低,但即便是8%,也比過去10年10.5%的平均增速要下兩個臺階。而且,產業升級不僅使得第二產業新吸納的就業人數減少,也會影響第一、第三產業的就業水平和就業結構,如農業機械化程度的提高,使得農業就業人數的絕對量下降。而服務業也面臨產業升級,這同樣會增加高端產業的用工需求,如金融服務業、信息產業等;且相應減少低端產業的用工需求,因此,服務業并非簡單地成為吸納第一、第二產業過剩勞動力的行業。
未來勞動力結構預示失業問題將凸顯
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2009年末,中國共有就業人口77995萬,其中,第一產業為29708萬,第二產業為21684萬,第三產業為26603萬。為此我們可以推算出第一產業人均增加值為1.19萬元,而二、三產業的人均增加值為6.32萬元,農業勞動者人均創造價值幾乎只有后者的1/6,因此,未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趨勢不會改變。而目前農村常住人口為6.74億,假定10年后城市化率達到58%(保守估計),且中國人口凈增6千萬,則意味著未來10年至少將有1.16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據官方數據,2010年末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5335萬人,比2009年增加800萬,假定未來10年外出農民工數量也是以每年800萬的速度增加,那么,10年中新增8000萬的外出農民工與1.16億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匹配關系基本成立。
除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之外,城市本身的勞動力也在不斷產生,如2011年將有650萬大學生畢業,再加上中專、技校等畢業生,以及未考取大學的高中畢業生需要尋找工作,按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的說法,城鎮新增求職勞動力將達到1400萬。如果加上下崗再就業和農村外出勞動力,則2011年城鎮勞動力供給量達到3200萬。這一數字已經明顯說明勞動力供大于求。
我們再來看一下就業彈性,可以發現總就業彈性趨于下降,1998年的就業彈性為0.19,到了2009年只有0.07。而且,第二產業的就業彈性下滑勢頭更明顯,從2005年的0.57降至2009年的0.28,盡管第三產業這幾年的就業彈性有回升勢頭,但比最高點還是要低,2009年為0.36.
這意味著,即便經濟增速不下降,每年的新增就業人數也只能維持在一個穩定的數量,而一旦經濟增速下滑,則新增就業人數將減少。據官方統計,2010年城鎮新增就業人員1168萬人,有547萬下崗失業人員實現了再就業,就業困難人員再就業165萬人。年末城鎮登記失業人數為908萬人。這些數據表明,即便是在經濟高增長的2010年,勞動力供大于求的局面還是存在,失業而未登記的、進入城市而未找到工作的累計約有400萬左右。故民工荒在一定程度上還是與勞動力供需結構不能匹配有關。
中國在十二五規劃中提出,第三產業產值比重要提高4個百分點至47%,相應一、二產業的比重就要下降,因此,第三產業盡管將成為吸納就業的最大產業,但由于一、二產業比重的下降,在今后5年中第一產業的就業人數按年均減少1000萬計算(官方統計2006-2009年3年累計減少了4172萬人),則減少5000萬;而第三產業在比重提高的情況下,假如就業人數能從2009年末占中國就業總人數的比例只有34%提高至2015年的40%,按就業彈性,每年吸納的新增就業在今后5年中也不過是1千萬左右。也就是說,今后5年農業部門減少的勞動力數量,基本等于服務業需求勞動力的數量。但是,隨著產業升級,農業部門減少的勞動力數量能否滿足二、三產業的需求,這恐怕是今后結構性失業的一大根源。
對第二產業而言,其制造業已經從資本短缺向資本過剩轉變,隨著產業升級的持續以及其在GDP中占比的下降,就業彈性還將繼續回落。不少勞動密集型行業由于國內薪酬成本、原材料成本上升等原因,利潤率進一步降低,目前已經發現中游投資增長率明顯下降,將向印度、越南等其他發展中國家轉移。只有高端制造業如醫藥制造、交運設備、儀器儀表、電氣機械、通用設備等行業有發展潛力,但這些行業所創造的就業數量非常有限。因此,未來第二產業新增就業人數很難維持在每年500-600萬的水平,到十二五末期可能降至200-300萬人左右,而到下一個五年,很可能是負增長。而這推論還沒有考慮未來的經濟周期波動因素如資本泡沫破滅等,如果考慮,則就業情況將更嚴峻。
因此,未來第二產業就業人數的減少量將成為失業問題的主要根源,如果資產泡沫在這兩年內破滅,則失業問題加速來臨,不過由于城市化動力猶在,泡沫沒有足夠大,故中國經濟還可以休養生息、再度崛起,只不過失業問題將長期化。如果資產泡沫在2015-2020年破滅,則屆時中國城市化進程已經大大放緩,經濟增長的動力已顯不足,很難用刺激政策來振興經濟,故下一個五年中國陷入失業困境的概率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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