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同發展的京津冀將塑造中國最大的增長極

　　這里世界服裝鞋帽網的小編給大家介紹的是京津冀協同發展將塑造中國最大的增長極。

　　京津冀協同發展并不是一個新問題，為什么這個問題會在當前被提上議事日程，被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并將成為一個里程碑?

　　一是現實問題倒逼。全國大范圍霧霾天氣，京津冀地區尤甚。京津冀地區的煤炭、石油消費量大大超過世界平均水平，也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基本是坐在“煙囪口”上。同時，河北在鋼鐵、水泥等產業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化解產能過剩的壓力和難度都很大。這種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與我國三十多年來的發展模式有關，與財稅體制和行政體制也有關系，體制機制改革的探索十分必要。再者，北京作為首都的各種功能過度集中，區域發展市場化程度低，權力配置資源特征明顯，首都大城市病嚴重，已經到了非得解決不可的階段，非核心功能亟待疏解。

　　二是戰略轉換驅動。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城市群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增長極，次區域增長極比比皆是。珠三角、長三角主要以外向型經濟為主，在我國外需呈現明顯下滑態勢，需要依靠內生動力來實現新階段經濟增長的背景下，塑造新的增長極迫在眉睫。并且，珠三角、長三角與紐約、東京等大型城市群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再者，中國經濟已經到了從規模擴張到提質增效的階段，更大范圍的區域協同優化資源十分必要，京津冀協同發展是一個突破口，是一個中長期戰略，而不僅僅是一個短期政策。

　　三是領導人大力推動。改革開放以來，不同時期的領導人面臨的國際環境和國內形勢不同，因此經濟工作的重點和特征也不同。無論是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的極化發展思路，還是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的均衡發展思路，都深深地打上了當時的中央領導人的印記。在我國現行體制下，領導人的推動幾乎可以起到決定性作用，特別是區域經濟協同發展問題。因此，京津冀協同發展，具有重大里程碑意義。這一國家戰略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領導人個人印記，將會把京津冀地區塑造成為繼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之后的中國第三大經濟增長極，也是中國最大、世界矚目的增長極。

　　以往無論是學界的研究還是政府的規劃，存在兩個問題：要么不考慮行政上的可能性，過于理想化;要么太重視本地化，沒有站在京津冀協同的高度去思考問題。由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解決了行政上可能性的問題，也解決了區域協同的問題，立意更高，舉措更實，前景更令人矚目。

　　當前，有幾個問題是需要盡快落實、落地的。

　　首先，在中央層面成立非常設領導機構。在我國現行行政體制下，領導人推動，專門機構協調督促落實還是一種非常行之有效的方式。綜合考慮改革與發展的多方面因素，我們認為，中央成立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中央、國務院有關部門和京津冀三地領導參加，辦公室可設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或國家發改委。可仿照西部大開發辦公室的經驗，作為非常設機構，辦公室在完成歷史使命后予以撤銷。未來在長江經濟帶、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等大區域的協同發展問題上，也可仿此例。

　　在習近平總書記召開的京津冀座談會基礎上，年內應該再召開一次專門的京津冀協同發展全國工作會議，以全面部署落實京津冀座談會的精神，細化抓手，明確任務，督促落實。

　　其次，規劃與落實并行。針對京津冀協同發展問題，要制定短、中、長三個時間層次的規劃，明確協同發展目標、時間表和路線圖。我們建議當前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來統籌協調規劃制定，會同國家發改委等部門、京津冀三地盡快推出規劃。短期規劃建議與“十二五”規劃銜接和匹配，并納入“十三五”規劃，保證進度統一，并在2014年年內推出短期規劃，明確思路，引導預期，形成共識。短期規劃線條可以粗，但思路必須明。

　　在做規劃的同時，應該鼓勵京津冀三地主動對接，在產業轉移、人口分流、區域定位、城市功能、體制機制等問題上進行探索，允許試，鼓勵試，釋放企業活力，激發基層動力。京津冀協同發展，必須按照規劃做好港口、城鐵、通訊、地鐵等基礎設施的建設，根據城市的功能定位和產業定位，引導產業布局調整。

　　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讓企業自己決定去留，政府嚴把環境關、安全關。涉及產業的轉移和布局調整，要有充分的理由和透明的規則，不能拍腦袋。

　　再次，把京津冀打造成體制改革試驗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我們建議將京津冀作為體制改革的試驗區，全國性的體制改革可以在這一區域先行先試。中央應給予京津冀更大權限，鼓勵京津冀在財稅、金融、戶籍、社保、教育等方面做更多探索，邁出更大步伐，打造新時期的經濟特區，為下一步改革積累經驗、創造條件。這勢必也將極大鼓舞國人的士氣，增強對改革的信心。

　　針對京津冀在協同問題從歷史上以來的爭論，理出頭緒，大膽設計，在行政區劃上做出適度調整。從政治上考量，“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從經濟上考量，要看到冀北、冀南、京、津的不同經濟聯系。要以京津冀協同發展為突破口，調整現行財稅體制，改變資源產地輸出資源、留下污染、增值大部分留在生產制造環節的問題。調整中央企業與地方關系，增加央企對地方的稅費和利潤留存，緩解央地矛盾，改變拿得多留得少的問題。

　　若在體制上解決京津冀由來已久的協同難問題，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現實角度看，都可謂善莫大(博客,微博)焉，畢竟載入歷史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