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憲容：當前貨幣政策會不會重大調整嗎？

　　從8月的數據來看，無論是金融數據還是經濟數據都取遜于預期，比如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及規模工業增加值，克強指數(即用電量、貨運量和新增貸款量)，其增速多以為2008年12月以來新低點，從而使得全面降準降息預期再度升溫。不少人認為，央行的貨幣政策將面臨著是否出現重大調整的時刻。有機構預測全面降息降準可能性增大，但也有人士認為，貨幣政策更會以結構性調整為主，央行可能通過其他政策工具達到降準降息之目的。

　　比如，人民銀行9月16日對五大銀行實施5,000億元常設借貸便利(standing lending facility，簡稱SLF)操作，期限為3個月，性質類同基礎貨幣的投放，其規模近似全面降準0.5個百分點。這也意味著國內央行貨幣政策短期寬松常態化，并在強化貨幣政策全面調整之預期。也就是說，面對經濟增長下行的壓力，盡管央行再也不會如2008年下半年那樣出臺全面量化與質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但是定向型量化寬松卻可能成為國內央行短期內的常態政策。

　　現在的問題是，當前國內的經濟增長下行成了一種趨勢(有分析認為今年第三季度經濟增長可能不會高于7.3%)，央行的貨幣政策會不會出現重大調整?如果出現重大調整，是不是會全面地降準降息?如果出現重大調整，對實體經濟增長效果如何?如果不會，當前這種定向型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能否起到正向的作用?當前實體經濟問題通過寬松的貨幣政策可化解嗎?等。

　　在本文看來，盡管市場對全面降準降息的預期在增強，但當前國內央行貨幣政策出現重大調整的概率并不會太高。因為，一是在2014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李克強總理就表示，盡管今年這幾個月份的一些經濟指標有所波動，比如用電量、貨運量、貸款供應量，但中國經濟增長仍然在在合理區間，并認為完成今年中國經濟主要預期指標沒有問題。也就是說，政府對當前經濟增長下行的壓力比市場承受力要大，并沒有認為當前經濟數據遜于預期有多少問題。因此，也就不需要出臺全面刺激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

　　二是當前政府對2008年下半年推出的全面寬松的貨幣政策所產生的后遺癥應該有深刻的認識。這就有了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關于深化經濟改革及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重要論斷。如果一面臨著經濟增長下行的壓力，央行貨幣政策就采取一般性寬松的貨幣政策，或全面降準降息，那么中國經濟又會走向以往靠信貸過度擴張來拉動投資及房地產的老路，從而使得這種經濟增長將成為改革的最大絆腳石。

　　三是，在當前中國的經濟背景下，如果國內央行再次采取更為寬松的貨幣政策，由于國內不少企業及行業對資金需求欲望不足，貨幣政策最寬松資金也不易流入實體經濟，除非讓這些企業在銀行借到款之后再能夠進入房地產市場。還有，目前國內銀行再進入過度信貸擴張意愿不足。因為，面對國內經濟下行的風險，及近年來房地產周期性調整銀行業不良貸款快速上升，迫使銀行迫使不得不加強信貸風險控制，對信貸擴張更為謹慎。比如銀行上半年年報顯示，五大銀行上半年不良貸款余額累計達4235億元，同比上升近500億元，不良貸款率也上升了0.1%。

　　而且更為嚴重的問題是，銀行絕大多數信貸都與房地產業有關，如果房地產市場出現深度的周期性調整，那么國內銀行資產質量可能面臨著嚴重惡化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最寬松能夠讓資金流入實體經濟的概率同樣不高。所以，當前央行的貨幣政策重點在促使國內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及深化改革，而不是通過過度的信貸擴張讓國內經濟又回到舊的經濟增長方式老路。

　　可以說，當前中國經濟生活中的各種問題，都是早幾年通過過度的信用擴張讓各種資源涌入房地產市場所導致的“房地產化”經濟的后遺癥。舊的增長模式完全破壞了國內資源有效配置，扭曲了市場價格機制，顛倒了社會利益分配關系，改變了國家產業結構、企業經營模式、及個人的價值取向等。所以十八大后及十八屆三中全會后，政府看到了舊的經濟增長模式的嚴重問題，并要求把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作為當前及未來中國經濟工作及貨幣政策的重點。

　　可以說，當前國內經濟增長下行的壓力難以緩解，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種經濟增長方式向另一種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結果。而這種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必然使得經過十多年價格膨脹以投資為主導的住房市場出現周期性的調整。如果國內的住房市場不出現周期性調整，要實現這種轉型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住房市場的周期性調整，也必然讓以投資主導的住房市場價格向下調整，必然讓與住房市場關聯十分密切的行業與產業需求全面下降，及以房地產為主要內容的GDP增長下行，甚至于相關的金融風險逐漸顯露出來。這些是經濟增長方式轉型所要付出的成本與代價。如果不付出這些代價與成本，要實現舊的經濟增長模式向新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型是不可能的。

　　而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就得通過一系列的深化改革來現實。因為，當前中國經濟的“房地產化”，不僅在于舊有的產業政策及土地制度有問題，也在于現有的金融制度、貨幣政策、稅收政策、財政政策、戶藉制度有出現了問題。只有通過一系列的深化改革，才能讓當前的經濟增長模式逐漸調整。比如說，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嚴重就與當前的財政政策、土地制度及房地產稅收政策存在缺陷有關。又比如，今年上半年最終消費對GDP增長貢獻率達54.4%，拉動GDP增長4個百分點。在上述情況下，寬松的貨幣政策對這種轉型起到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可見，針對中國的實際情況，在今年，國內央行全面降準降息的概率不會太高，定向型宏觀調控應該今年未來幾個月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