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潤大幅度萎縮 東莞制造悄然轉身

    在珠三角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呼聲中，東莞當地以臺商、港商為主體的中小制造業企業的生存境地日益艱難。 　　在前不久臺灣地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發布的《2007年中國大陸地區投資環境與風險調查報告》中，傳統的制造業基地“珠三角”被拋棄，眾多臺商將眼光更多地投向了“長三角”。 　　雖然“珠三角”地區大量制造業企業外遷也引起了關于“產業空心化”的擔憂，但“中國制造”的升級，已是不可扭轉的趨勢。 　　變化 　　2007年12月13日，經歷了幾日酷熱的東莞忽而天氣微寒。 　　下午6點多鐘，天色已黑，在深圳寶安機場送走來工廠造訪的訂貨商，香港人黃順隆乘著公司司機駕駛的馬自達汽車從深圳趕回東莞。他和朋友合伙開辦的海默斯金屬制品廠坐落在東莞道滘鎮，雇工有200多人。 　　過了隧道不久就是東莞地界，一路暢通，然而高速路水泥隔離礅的另外一側，往深圳、香港的方向卻被巨大的貨柜卡車堵得水泄不通。“明天周五了，明天大家都趕著出貨，會更堵。”黃順隆自言自語道。自從15年前他第一次踏上東莞的土地，就與這條路結下了不解之緣，只是那個時候這條路線從深圳到東莞，同樣的距離，要花費現在4到5倍的時間。15年來，這條路從一條顛簸起伏的低等級公路開始不斷翻修，直到成為東莞與深港方向最繁忙的高速路，巨大的貨柜車滿載著貨物不間斷地往返其間，反復不斷地重壓讓高速路幾經翻修。 　　這條路兩側的風景一直在不斷地變換。 　　黃順隆還記得自己15年前初來東莞的時節，正值盛夏，荔枝豐收，也是這條路，兩旁是連綿起伏的綠色山丘和茂盛的荔枝林。隨后，現代的愚公故事開始上演，一些小山丘開始被人工鏟平，取而代之的是一棟棟廠房，那些與廠房配套，修建的好似鴿子房一樣的宿舍很快擠滿了各種口音的打工仔，那些廠房很快就開始晝夜不眠，燈火通明，機器轟鳴，幾乎每座廠房一建成，宿舍樓的窗口上就馬上會掛滿衣物，似萬國旗。 　　那種火熱茂盛的日子延續了不少年，變化仍在發生，大約從兩年前開始，其中一些廠房和宿舍的燈漸次熄滅了。 　　“去年，就是我聽到的，在東莞周邊1000人以上大規模鞋廠就倒掉了5家。”來自臺灣的工廠主劉家宏說。大約是5年前，他開始在東莞厚街鎮投資開設了自己的泰鼎塑膠制品廠，他的訂單大多來自歐美日等國家。 　　劉家宏和黃順隆是好朋友，他倆的工廠規模非常接近，都屬于中小型。在東莞，他們的業余生活實在是乏善可陳，兩個人閑暇時也只能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劉家宏畢業于臺灣輔仁大學傳播系，卻進入了在臺灣有著深刻傳統的制造行業，十多年前，他以“臺干”的身份踏上了東莞的土地，為當時已在東莞設廠的臺商打工。 　　自己做了老板的劉家宏卻率先體嘗到了環境的改變：“我們賺也有賺到啦，可是沒趕上黃金年代。” 　　早于劉家宏等人第一批在大陸設廠的臺商、港商是在此掘得第一桶金的人，“當時的利潤率是現在的10倍還不止。”劉家宏說。 　　一聲嘆息 　　利潤的大幅度萎縮源于：原材料成本、勞動力成本、逐漸惡劣的競爭環境以及宏觀面上的政策、匯率等方面。但是，對于眾多在東莞開設中小規模工廠的臺商、港商來說，心中也不無憤懣——他們已經不能享受到10年前那樣包括地租低廉、稅收三減五免等在內的寬松環境。 　　他們的處境甚至有些窘迫——這首先體現在勞動力的變化上。勞動力高企，普通制造業工人的工資在3年內漲了一倍，月工資從600元左右上升到1000元以上。與此同時，勞動力的質量卻大不如前，以前一次招來三四十個工人，1年后，大約流失掉5%，現在這個比率卻正好倒過來，幾乎95%的工人都會流失掉。有趣的是，這些工人的學歷普遍比早年大幅提高，可是他們卻更加耐不住辛苦和寂寞，他們會在招工時將工廠附近有沒有網吧、卡拉OK等娛樂設施作為選擇工作的條件。可是，即使滿足了以上的條件，招工依然很難，在東莞街頭，隨處可見工廠為了招工，在自己廠房高處掛出的紅色橫幅。 　　人民幣的逐漸堅挺使這些從事外貿加工的工廠面臨著高額的匯率損失。15年前，100元港幣可以兌換140元人民幣，而現在，人民幣與港幣的比率為10比9.95。“人民幣現在是強勢貨幣，可是對于我們來說，80%以上的貨物都是做出口。上個月，因為匯率變化，在一個訂單上我就損失了120萬人民幣。而我聽說，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最終目標是5比1。”劉家宏說。 　　黃順隆補充道：“還有那些小作坊的競爭。”在他們經營的工廠周圍，眾多非常有當地特點的新村屋林立，這些占地面積不大卻建得瘦而高的小樓非常密集，其中隱藏著很多從事制造加工業的小作坊，他們往往是家庭制的，他們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搶食著一些小訂單。他們的大門都是敞開的，可以看到一些身著油污服裝的人在銹跡斑斑的機器旁忙碌著。 　　由于這些小作坊的存在，東莞的制造業加工企業常常會面對一些不可理喻的砍價者，他們會把價格砍到成本以下。黃順隆說：“3個月前有一個訂貨商將一種金屬徽章的價格砍到每個1元以下，我和他說我做不了，因為真的是連成本都不夠，我要做至少一塊三。當時客商和我說，你不做有人做。”但有意思的是這個訂單不久以后又回來找他了，因為，那個客戶把訂單低價發給小作坊，小作坊將本來銅鍍金的工藝改成了鐵鍍金，產品發到歐美市場后出現了褪色的質量問題，被退貨。訂貨商只好又回過頭來找有多年國際訂單經驗、管理比較規范的工廠。 　　此外，地租的飆升，各種費用的增加以及即將于2008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新勞動法都增加了這些中小企業的生存壓力。在夏季用電高峰期，錯峰用電的限制也讓他們苦惱，停電就無法生產，訂單不等人，有的企業為此添置了發電機，但是，當他們拿著油桶上街，卻買不到柴油。 　　輪回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我們畢竟是勞動力密集型的企業，是比較低等級的制造企業。”劉家宏無奈地說。包括他在內，在東莞從事中小規模制造業的臺商、港商都深知自己只不過是身處在又一個制造業輪回的中央。     東莞的中小規模制造業以臺商為主。臺灣本地的產業一直以制造業為支柱，20世紀70年代以前，臺灣的加工工業以外向出口為主，也主要以勞動密集型、能源密集型、污染密集型的輕紡、橡膠加工等為主，這些行業成長很快，但是帶來的問題也很明顯。到20世紀80年代，臺灣島內的勞動力成本飆升，聘用一個熟練的制造業工人，企業需要付出每月2萬元臺幣的成本，相當于5000元左右的人民幣。而當時來內地設廠，聘請一名工人的月工資僅需500元左右，僅勞動力一項，成本就能節約10倍。 　　20世紀70年代初起，臺灣開始推進制造業的升級換代，在繼續發展加工出口工業的同時，開始推動第二次進口替代工業，資本及技術密集工業開始崛起。而多年積淀的一些低等級、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制造業也源于追逐勞動力低成本的原始需求開始大規模輸出。改革開放后，內地的珠三角地區，以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優惠的招商引資條件，以及同宗同源的文化共性，幾乎成為他們的首選。 　　這只是又一個相似的制造業輪回。由于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追逐低成本勞力的原始本性，東莞的中小制造業面臨抉擇。 　　行業輪回的同時，牽動著人的命運流轉。 　　東莞厚街鎮，是臺灣人最集中的地方。這些臺灣人被分為四種：臺商、臺干、臺勞和臺流。 　　臺商自然是指在此投資的工廠主；臺干是指為臺企打工的臺灣人，他們一般在臺資工廠中從事著管理類的職位；臺勞指的就是臺灣勞工。 　　他們從事著比較低級的，以勞力為主的工作。此外，還有一個特殊的群體——“臺流”。他們是以上三種人落魄后的統稱，這些臺灣人因為生意破產等種種原因，流落在當地。 　　臺干往往有機會升級為臺商，劉家宏就是這種情況，在早期的臺資廠工作一段時間后，積累了資源、經驗和資本，轉為自己開設工廠。而在早期黃金年代就來投資設廠的臺商，大多早已賺取了大量的金錢轉而經營房地產等資本密集型的行業。 　　人的成長和換代帶來的是制造業的更加分散，臺干由于積累了經驗和資本成長為中小規模的臺商，而此前在工廠工作的內地打工者們在學會了技術之后，有些人叫來了自己的親戚，開設了更小規模的加工作坊。在這個輪回過程中，競爭格局變得更加復雜。 　　轉型 　　黃順隆在考慮，是搬家——將工廠搬到成本更便宜的越南，還是干脆關掉工廠到北京開設餐廳。劉家宏在思索，是否要脫離制造業的環節，升級為貿易商。 　　無論他們做何選擇，挑戰都很大。 　　如果搬到越南，雖然可以得到政策性的優惠以及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但是上下游鏈條的缺失，短期之內，可能會面臨生產配套的問題。“上個月，王永慶邀集上下游所有的環節集體到越南考察市場。”黃順隆密切地關注著制造業同行們的一舉一動。他認為如果越南當地對于制造業的上下游鏈條真正成型，東莞的制造業將有規模遷移的可能。 　　而如果升級到貿易商，將接到的訂單發包給小廠，需要面對著質量控制環節的風險——東莞制造業的訂單大多來自歐美日等國家，來自這些國家的客商對于質量、環保等方面的要求往往非常苛刻，一個很小的質量問題就可能會損失一個長期客戶。 　　劉家宏說：“訂貨商往往會喜歡直接與制造環節的廠商對話，因為這樣比較容易對質量進行控制并且將成本降到最低。如果我自己不做制造，以前的客戶會大規模的流失，這其中只有日本客戶可能會相對穩定，因為他們的特點是比較看重人的信用。” 　　黃順隆現在更傾向于先將工廠搬到成本較東莞低廉，并且離上游原材料供應商更近的廣東惠州。遷移的距離不算遠，但也要付出100萬元左右的成本。而劉家宏更多還是采取做一天，看一天的觀望態度。去年他曾經和朋友一起去湖南考察，但是他覺得與東莞相比，湖南地處內陸，如果設廠，交通運輸的成本讓他望而卻步。 　　比他們更早做決定的是臺商黃永安，他在東莞厚街鎮經營銘基模具有限公司。之前，他一直從事的是與鞋業相關的模具制造，在日益激烈的競爭環境下，今年上半年，他和他的合伙人做了進入汽車鈑金行業的決定，并為此增資上千萬。已經在東莞發展十多年的他不想輕易拋棄自己在這里多年來積淀下的基礎，去年，他將之前一直居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