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道德”的奢侈品？

　　8月號的印度《Vogue》雜志引發了一場爭議。 　　該期雜志推出了16頁旨在宣傳皮質柔軟的高級手袋、鑲有珠寶的離合器踏板，還有顯示社會地位與財富象征的傘。而配合專題拍攝的并非是流行明星或印度富人圈的“達人們”，而是貧民窟中的普通印度老百姓。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圖片是：一位缺了上門牙的印度老婦人，抱著一個孩子，孩子的頭頸上佩戴著芬迪(Fendi)的圍脖。這條圍脖的零售價為100美元。另一幅則是，一家三口擠在一輛摩托車上，這是印度百姓日常出行的方式。其中，媽媽并未戴安全帽，不過她的手腕上掛著的是愛馬仕(Hermes)包，此包的市價超過1萬美元。還有一副圖片是一位無牙的赤腳男人拎著價值200美元的巴寶莉(Burberry)的傘。 　　印度《今日郵報》的專欄作家Kanika Gahlaut認為，雜志的這種宣傳不但缺乏教養，而且明顯令人生厭。她把這種本末倒置的現象戲稱為“庸俗的象征”。在她看來，讓一位穿著亞歷山大·亞昆(Alexander McQueen)設計的衣服，站在滿是泥巴的小屋內擺拍，這事“并不有趣或是令人愉悅”。她說：“在過去的10年中，印度有成千上萬的農民由于負債累累而自殺。” 　　根據上周世界銀行的數字顯示，印度有近一半的人口每天的收入少于1.25美元。《紐約時報》稱，任何國際奢侈品牌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或是私人銀行家都清楚，印度擁有快速增長的富人階層，這讓印度成為銷售高端產品、最富吸引力的“新興世界”之一。 　　貧窮和富裕的差異對比讓那些想要進軍印度的奢侈品制造商陷入了一個兩難的困境。一邊是大量無法湊齊生活費的貧民，想想，在一個大多數人一輩子都不可能賺到1000美元，甚至還有許多人連飯都吃不上的國家里，你怎么可能去賣一個價值1000美元的手提包？另一邊則是富人階層的崛起，消費能力強大和消費欲望強烈。過分奢侈的宣傳必將激發貧民心中仇富的怒火。由此，宣傳把握的力度、范圍都值得斟酌。 　　貝恩資本公司的奢侈品消費專家柯勞迪亞·D·阿匹茲奧認為，應該要在印度市場建立“品牌意識”，就像那些在中國設立的消費品牌一樣，開一些品牌的旗艦店，同時進行電視宣傳等活動。柯勞迪亞還說，因為印度的人口還在不斷地增加，所以成功的奢侈品制造商將會創造新的國家振興——人們通過購買他們的產品來展示自己的富足。但是他同時還提醒，當街道上滿是為生存掙扎的人時，在那里開設奢侈品專賣店，要尤為謹慎。 　　印度版《Vogue》雜志的主編塔納對于8月雜志出刊后受到的批評則給予了平淡的回復。她認為，雜志就是要展現“時尚的力量”，而印度版的《Vogue》則證明了時尚已不再是富人們的專利了。任何人都可以與時尚同行，進而讓自身更加美麗。但是你不用把時尚想得太嚴肅、太認真，因為我們從未試圖進行什么政治聲明或是非要去拯救地球。 　　畢馬威負責亞太消費市場的合伙人戴力行說：“在西方，人們即使能夠買得起一樣奢侈品，但是卻不去買它，這是因為他們不想要炫耀他們的財富。但是在印度和一些新興城市中，如果你成功了，你一定還想要向別人證明你確實是成功了。此時，奢侈品就是最好的證明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