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層管理者中四種人忌用

　　從中國漫長的封建歷史來看，君臣之間的關系何嘗不是一種委托人和代理人的關系

　　委托人和代理人的關系，一直都是現代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們所津津樂道的熱門話題，而代理人的激勵和道德風險問題也是現代市場經濟中任何贏利性組織所要直面的重大課題，對于現代企業制度而言，股權社會化已日漸使整個社會的財富聚集和分配向扁平化的方向發展(從理論上而言是如此)，而財富的扁平化分部也使企業中每個個人的作用都受到強有力的制約，特別是高層管理階層更受到股民、董事會、監事會、政府、投資機構以及媒體的監督和制約，但是，經濟生活中大量的信息不對稱的客觀存在依然制約和抵消著這些監督，在局部時間和空間內，代理人的道德風險問題依然是關系到組織興衰和成敗的關鍵因素。

　　從中國漫長的封建歷史來看，君臣之間的關系何嘗不是一種委托人和代理人的關系，所有產權都歸于皇家所有，產權可謂明晰，而臣屬們都是皇家所“雇傭”的高級管理人才，根據級別的大小，施以不同的俸祿和封賞，以此來實現其江山的綿延不絕，實現其財富的“保值和增值”。所以透過歷史中君臣關系沿革和發展的脈絡，或許能總結出有益于現實社會的諸多啟示。那么，既往的歷史能告訴我們何為理想的代理人嗎?可能所有人的回答因時空的限制，都只能是一個從不同角度而言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從證明學的角度而言，要想驗證一個定律的真偽，只需舉出反例即可，所以在回答何為理想的代理人的問題之前，我們不妨先回答“何為不理想的代理人”，中國悠久的歷史中不乏建功立業的賢臣名將，也不乏禍國殃民的奸佞之臣，關于“選賢任能和安邦治國之道”，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已多有闡述，但愿筆者對于浩瀚歷史中所遴選出的以下四位代表人物的闡述能為現代版《資治通鑒》作以新的有益的注腳。

　　和珅：

　　《宰相劉羅鍋》，《鐵齒銅牙紀曉嵐》等影視劇里，和珅的扮相可謂是婦孺皆知，粗鄙，陰險，朝貢和覲見使臣，還是召見英維多利亞女王派來的馬戛爾尼使者，以及祭祀，大典，封禪等等繁文縟節，和珅都不愧于一杰出的政務活動和外交奇才的稱號，但是，大才并不一定有大德，中國歷來的股肱之臣在主政之初，無不勵精圖治，鞠躬盡瘁，知人善用，但是，一旦被帝王寵愛有加，推崇備至，權傾朝野之際，便開始結黨營私，招權納賄，排除異己，直至落得一個千古罵名的結局，和珅也無法例外，和珅長期處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不管如何弄權施威，權位對其而言，似乎已經沒有任何激勵作用了，除非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謀權篡逆，登上大寶，但是從他與乾隆的私人感情而言，和珅斷然作不出如此齷齪之事，僅從他與乾隆親密的君臣關系而言，真堪比三國時期的劉備和諸葛亮。對于缺乏“事業”激勵的他而言，或許只有和只能用錢財和虛名來填補自己的貪欲和空虛之心了，所謂的“和珅跌倒，嘉慶吃飽”，所謂的“富可敵國”加在和珅身上真一點也不為過，乾隆駕崩的第二天，迫不及待的嘉慶皇帝即從和珅府上抄出白銀近8億兩之巨，房屋2700間，當鋪75座，銀號42座，古玩鋪13座，玉器庫2間，所有財寶加起來遠遠超過了皇家的收入，甚至其府上管家的財產都令人瞠目結舌，乾隆朝時的歲入約為7000萬兩白銀，而和珅紅極一時的時間也僅為20來年，可見在其當政的20來年里頭，大清國的子民有十年光景都是為他一人忙活了，始其和珅，終其和珅，中華帝國終于產生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個貪官，中國封建政治的昏庸和腐朽也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正如有些史學家所指出的那樣，北宋亡不在徽佶，而在神宗，明亡不在崇禎，而在萬歷，清衰不在嘉慶而在乾隆，而這三個朝代都產生過許多在中國歷史上可大書特書的股肱之臣，比如宋神宗時的王安石，明萬歷年間的張居正等等，無論如何，高層管理者中如有和珅式的人物存在，對于一個國家，企業和組織而言，殺傷力可謂大矣。若按照其殺傷力、發現的難易程度來排名的話，和珅式的人物當位列榜首。{page_break}
 

　　南郭先生

　　濫竽充數的典故對于稍有中國文化背景的人而言，都耳熟能詳，爛熟于心：話說春秋戰國時期，有位南郭先生百無一用，窮困潦倒，無奈之際，決定去投奔喜歡聽竽的齊宣王，所謂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疤，帝王的喜好往往影響著“社會風尚”和“時代潮流”，南郭先生決定碰碰運氣，遂喬裝改扮成一吹竽高手，混進宮內，夾雜在吹竽的樂隊之中，搖頭晃腦，抑揚頓挫，煞有介事，沒想到其拙劣的把戲竟騙得了齊宣王的信任，還經常得到賞賜。有道是好景不長，齊宣王死后，其兒子泯王即位，這位爺自小受父王耳濡目染，也酷愛聽竽，但是風格卻大不相同，他喜歡聽的是獨奏，而不是合奏，這下子裝模作樣的南郭先生就再也混不下去了，趕快逃之夭夭了。自此，人們把不懂裝懂的人稱之為“濫竽充數”。

　　對于組織結構日漸復雜的現代社會而言，南郭先生的生存空間也日漸擴張，由于一項戰略項目的決策和實施，需要很多部門和很多人的通力配合，每個人的實際作用也很難用量化和動態的數字來實時顯現出來，尤其對于中高層管理職位而言，其所受監督的程度和力度更為隱形化，對于其個人能力的評判也非一時一刻能夠得出結論，個人能力的價值指標也只得依賴于其所受教育程度，其工作閱歷這些外化的因素來判斷，所以，諸如文憑(包括假文憑)，海外留學經歷，外語這些工具型的能力指標往往超越了其真正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指標，古時的南郭先生還大體有自知之明，一看快要露餡，趕快拔腿就跑，可如今的南郭先生們早已經吸取了前輩的經驗教訓，通過更為迷惑和更為高超的障眼法，來蒙蔽“齊泯王”們，在時下的大公司、大企業和“衙門”中，精通“辦公室政治”者，高超的“足球運動員”大有人在，南郭先生如地下有知，也該瞑目了。

　　對于一個組織機構而言，若按照其殺傷力、發現的難易程度來排名的話，南郭先生式的人物當位列第二。

　　曹參

　　一代名相蕭何輔佐劉邦勵精圖治，兢兢業業，創下了漢室太平江山，其死后，曹參代之為相。 曹參雖然位列相位，卻耽于國政，“日夜飲以醇酒。”群臣如有事要稟報，一到曹府，“參輒飲以醇酒”，直到被灌醉為止。而年輕的漢孝惠帝立志要像先帝劉邦那樣有一番作為，因此對曹參的“無為而治”很不滿意，多次在殿堂之上詰問曹參，而曹參卻平心靜氣地作了一番“精彩”的辯解，他問惠帝：“陛下自察圣武孰與先帝乎?”意思是說：陛下自己覺得與先帝劉邦相比，誰更圣明偉大呢?惠帝當然不會說自己比父親劉邦更圣明偉大，便回答說：“朕安敢望先帝乎?”意思是說：我怎能與先帝相提并論呢?曹參又問：“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意思是說：您看我與蕭何相比，誰更賢明呢?惠帝說：“君似不及也。”意思是說：好像你的能力不及蕭何。至此，曹參和盤拖出了他的治國方略：既然你我才能都不及高帝和蕭何，那么我們為什么還要更改他們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呢?“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曹參我恪守職責，貫徹政策而避免失誤，難道不可以嗎?這就是著名典故“蕭規曹隨”的來由。

　　對于現代組織機構而言，穩定是其安身立命的基礎，而創新是其長治久安的靈魂，穩定和創新本來就是一對相輔相成的“矛盾”，而對于具有一定規模和長久歷史的組織而言，不乏守業之人，卻缺乏創新之才，特別是對于位列高層的管理者而言，要突破和超越前人的業績，特別是要突破前人既定的經過一定歷史時期檢驗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難度會越來越大，風險也會越來越高，因此，“聰明者”如曹參之輩便大有市場，與其“勞心苦，勞力苦”不如“蕭規曹隨，墨守陳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落得一個天下太平無事，豈不美哉。

　　對于一個組織機構而言，若按照其殺傷力、發現的難易程度來排名的話，曹參式的人物當位列第三。{page_break}
 

　　諸葛亮

　　“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胡涂”，“三顧頻繁天下計，一番晤對古今情”，能擁有像諸葛亮這樣的股肱治世能臣是歷代多少帝王的美好愿望，隆中一對，三分天下，出師一表，奠定蜀中，諸葛亮的治世之才，無人存有異議，特別是劉備與諸葛亮之間親密無間的君臣關系，更是令世人贊不絕口，劉備白帝城托孤之時，曾當面告訴劉禪“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意思是說，你與丞相之間的關系，就像父與子的關系一樣，凡事應多咨詢他后再作決定，諸葛亮受此重托，亦不敢懈怠，事事親歷親為，“政事無巨細，咸決于亮。”意思是說，政事不管大小，都由他來裁決。

　　諸葛亮北伐前夕，時年劉禪已年滿22歲，正是少年才俊，英姿勃發之時，而諸葛亮還是一百個不放心，“慮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難別”，意思是說：考慮后主年少無知，是非難辯。特派心腹大臣董元擔任侍中一職，統領“衛戍部隊”，“監管”劉禪，“后主益嚴憚之”。劉禪自然會很害怕，故在諸葛亮的面前總是謹小慎微，噤若寒蟬，而在劉備逝世前，諸葛亮卻曾感嘆劉禪“智量甚大，增修過于所望”，意即劉禪非常聰明，其進步超過人們的期望。劉備雖半信半疑，但還是寬心地表示“審能如此，吾復何憂!”意思是：如果真是如此，我又有什么可憂愁的呢?可是，一晃幾年的功夫，諸葛亮對劉禪又作出另一番天壤之別的評價，把劉禪的智商貶得一塌糊涂。當然，不排除諸葛亮有違心和寬慰劉備的意圖，但無論如何，如果諸葛亮真能審時度勢，讓劉禪多參知政務，多加歷練，并著意栽培賢臣，恐怕劉禪便不會成為一個“扶不起的阿斗”了，也不會在鄧艾區區幾萬人馬圍困成都之時，而蜀國主力尚存的歷史時刻，竟開門揖盜，束手就擒了。

　　優秀的管理人才，特別是高層管理人才，在組織發展過程中由于其具有過人的膽識和高超的管理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都會產生權力過于集中，事無巨細，專權專斷的現象，而其他具有潛質的管理人才都或多或少的籠罩于他的陰影之中，管理才能無法得到培養，更勿論顯現和發揮了，優秀和健康的組織都會通過一些制度性或其他軟性的措施來避免這種“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興衰怪圈，避免陷入“人亡而政息”的不利局面，但是，無庸諱言，我們所聽到的和所看到的是：更多的組織無法從“強人”的陰影中超脫出來。

　　對于一個組織機構而言，若按照其殺傷力、發現的難易程度來排名的話，諸葛亮式的人物當位列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