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總法援中心為職工贏得“情理之戰”

　　2009年，何素芳來到上海做保潔員。7年來，她勤勤懇懇，未曾有過一天的缺勤。今年2月，當接到父親病危的消息時，她連夜電話向公司請假，奔赴老家料理家事。然而，等一切都安排好后，回到上海的她卻收到了公司口頭的辭退通知……

　　走投無路之下的她，在市總法律援助中心的幫助下，經過仲裁、一審先后兩次的調解，最終贏得了這場超越法理的“情理之戰”。

　　何素芳于2009年來到上海，在別人的介紹下，她來到了上海浦東一小區做保潔員，一做就是7年。在這7年間，何素芳稱自己每天都要打掃小區17個樓道，每個樓道共6層，兢兢業業的她就連休息日、法定節假日、年休假也未曾有過休息。

　　今年2月份的一天，何素芳接到了一個來自老家的電話，老家的父親已經病入膏肓、生命垂危。“我就這一個父親，無論如何我也要回去看他!”在完成當天的工作后，何素芳立即前往火車站，購買了一張最快回到老家的車票。“當時，我在車上還打電話給公司領導請假。我說，我父親快要不行了，也就這幾天的事情，是不是能請個一周的假出來?沒想到，領導卻在電話里直接回絕了我：‘你走了，誰來干活?要么你明天上班時間出現，要么你找到人頂你的班。不然，你就別回來了!’”雖然領導撂下了狠話，但是老家那邊父親的病情卻牽動著她的心，她毅然決然地連夜返回老家。

　　就在回到老家的第二天，她的父親終究還是因為病情惡化而去世了。滿懷著悲傷的心情為父親料理完后事后，她回到上海想開始新的生活。可是誰知道，剛走到小區內她便發現自己的清潔工作已經有別人正在做了。“那時候，我直接找到小區的物業公司，想問問情況。他們告訴我說，由于我沒有請假、無故曠工，因此不讓我繼續上班，保潔工作也早已交給別人來做了。”何素芳不明白，為何這個公司如此不近人情?連父親病重去世這幾天的時間也不給自己?

　　“我一個外地打工的，也沒什么好的辦法，只能幾次去找負責我的物業公司去談。可是都無濟于事，他們還喊人把我請出了辦公室。”沒有辦法的她在老鄉的介紹下，撥通了市總法律援助的電話，希望能夠有人站出來為她維護權益。

　　在聽到何素芳的遭遇后，市總工會法律援助中心的秦佳利立刻為她開啟了法律援助的程序。第二天，何素芳如約來到了市總法律援助中心，與秦佳利以及上海江三角律師事務所的律師白麗娟一同交流事情的始末。原來在入職時，何素芳沒有見過任何的勞動合同、公司規章等文件，更別說簽名確認。除此之外，她還說自己7年來從未有過一天的休息，但沒拿到過一分錢的加班費。“這些都沒關系，但是這次我父親去世還不讓我請假，這口氣我實在咽不下去!”

　　在勞動仲裁時，何素芳提出了自己的訴求：要求單位支付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賠償金。但是在雙方提交證據過程中，由于她太過匆忙，未來得及走公司常規的請假程序，屢次通過電話向領導請假也未曾錄音，所以她實在拿不出實質性的證據，證明自己向公司請假的事實。基于此情況，勞動仲裁委認為她“未辦理任何請假手續不來上班，確有不當”，公司的行為屬于合法解除勞動合同。

　　在得到勞動仲裁敗訴的消息后，秦佳利告訴何素芳：“仲裁雖然輸了，但并不是結束!”喪假本已是件令人難過的事，若僅僅因為一次喪假事宜沒有請假導致勞動合同被解除，如此處罰未免太過了。在與白麗娟律師再三討論之后，秦佳利覺得：“這場仗還有得打!”

　　在通過律師提出起訴后，主審法官與雙方律師進行了背對背溝通。在這次的溝通中，白麗娟律師將何素芳前后工作的經歷與法官一一詳說。“如果說，職工由于家中喪父需要等待公司所謂的請假流程走完才能夠回家，這樣的公司制度難道不會太過呆板嗎?公司是凝聚職工人心的地方，但這家公司卻用這樣的制度框住員工，我認為這樣的公司也太不近人情了。”

　　最終，通過庭審中由主審法官主持的調解，公司方同意一次性支付何素芳7000元。在與公司的調解成功后，何素芳親手寫了一份感謝信送至了市總法律援助中心，“調解成功后，我內心非常感動!……通過此事，我深深地體會到社會大家庭的溫暖。為了表達我個人的謝意，今特寫此信，通過工會為秦老師點贊!”在信上，何素芳表達更多的還是感謝。

　　“何素芳這次經歷成為許多來滬打工的農民工們中的一個典型。”在總結這次的維權經過時，秦佳利指出，很多來滬工作的農民工讀書讀得少，法律意識淡薄，在請假受阻、超時加班時極少會保存證據，如此一來即便老板確實在侵權，也很難進行維權。“因此，勞動者們一定要有強烈的證據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