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稅改革，該給誰減負？

　　個人所得稅改革涉及千家萬戶，關系百姓切身利益，歷來都是熱門話題。今年兩會期間，“個稅如何改革”再度成為代表委員和社會各方熱議的焦點。未來個稅改革的主要方向是什么?免征額會不會提高?哪些人的個稅負擔會減少?近日，本報記者對此進行了調查采訪。

　　年應納稅所得96萬元以上，才有“資格”按45%最高稅率繳稅。下調這檔稅率，未必能解決富人“一元年薪”問題

　　“當前，個人所得稅最突出的問題是，工薪所得實行45%的最高邊際稅率，看起來稅率高，實際上收不到稅。”兩會期間，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黃奇帆提出，應該將個稅最高邊際稅率從45%降至25%，以降低高薪者、中等收入者稅負，營造有利于創新的環境。

　　黃奇帆認為，個稅稅率過高，會導致兩方面問題：一是一些企業會把高管的工資放到香港、新加坡等地發放，享受當地較低的個稅稅率;二是部分私營企業主以不拿工資或“一元年薪”來避稅，并把個人開銷算在了企業的費用上。而降低稅率，既有利于聚集人才，也有利于稅基擴張。

　　一石激起千層浪，這一觀點立刻引發社會熱議，有贊同的也有反對的。那么，什么樣的人才有“資格”按45%繳個稅?到底要不要給高薪者降稅?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白景明介紹，在我國目前分類稅制的個稅制度下，個人所得被劃分成11個收入項目，包括工資、薪金所得，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勞務報酬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等。其中，對于工資薪金所得，適用3%到45%的7檔累進稅率;勞務報酬所得，適用20%—40%的稅率;利息、股息、紅利所得，適用20%的比例稅率。

　　“把邊際稅率定得高一些，是希望高收入者承擔更多的稅收負擔，為社會多做貢獻。下調邊際稅率，可能會造成課稅功能的扭曲。”白景明說，單就工薪所得來看，年應納稅所得在42萬元以上，適用的稅率是30%;96萬元以上的，才有“資格”按45%的稅率繳稅。這一收入水平，是2015年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的15.5倍!

　　“在不同稅收制度下，單純比較某個項目稅率的高低，沒有太大意義。”白景明認為，總的來看，目前工薪所得七檔稅率設計是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下調邊際最高稅率，并不是當前個稅改革的主要方向。一些企業高管通過“一元年薪”避稅，這個問題怎么解?

　　“這種避稅現象，主要還是跟違法成本和監管程度有關，與個稅稅率高不高沒有直接關系。”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院長胡怡建表示，在任何稅制條件下，都難以完全防止逃避稅現象發生。即使把稅率下調到25%，年薪百萬的老板仍要繳20多萬元個稅，他還是有避稅的沖動，仍有可能拿“一元年薪”。

　　一些高收入者可能薪金只拿一元錢，但其收入更多體現在股權等方面，這部分收入在取得股息、轉讓時依然會被相應征收個稅。

　　“但是，同樣一筆百萬元的收入，如果在工資薪金所得項目下，適用最高45%的稅率;而在股息紅利、財產轉讓項目下，適用稅率只有20%。這可能是一些高收入者放棄高薪，轉為股權收入的一個重要原因。”胡怡建認為，要解決不同收入來源造成的稅負不均，應該推進個稅改革，實行分類與綜合相結合，逐步把一些常規性收入項目合并到一起，按年匯總納稅。

　　建立“基本扣除+專項扣除”機制，適當增加專項扣除，包括再教育、贍養撫養、首套房貸利息等支出，減輕中低收入群體稅負。

　　廣州的林某收到稅務部門寄來的“個人所得稅完稅證明”，這份賬單顯示，他去年納稅總額達到26000多元，“沒想到這么多!”林某抱怨說，自己月收入只有約1.5萬元，還完房貸后，養孩子都很吃力，還要負擔這么高的個稅，太不合理了。

　　在關注高收入者稅負的同時，更多人把目光集中在個稅起征點上，希望通過提高起征點降低中低收入者的負擔。

　　今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提交了《關于調整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至5000元的建議》，提出應根據近年來居民收入和消費支出增長情況，調高個人工資、薪金所得起征點至5000元，并建立動態調整機制。同時，逐步建立以家庭為單位計算應納稅所得額的計稅方式，最大限度體現稅負公平。

　　董明珠認為，近年來隨著物價上漲，3500元的收入在很多城市只能勉強維持溫飽，另外考慮到通脹，消費支出逐年增加，居民的消費能力和意愿受到抑制。一方面不利于擴大內需、鼓勵居民消費等調結構政策實施，另一方面不利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對此，財政部部長肖捷表示，在社會普遍關心的提高免征額方面，將根據居民消費水平等因素綜合測算，確定是否提高免征額，該提高就提高。

　　“現在距離上次起征點上調已過去了5年多，經濟社會發生了較大變化，確實存在上調起征點的需求，但單純調高起征點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胡怡建表示，對于上調個稅起征點，近年來社會呼聲一直很高。如何通過合理設置“起征點”，真正照顧不同生活條件人們的實際情況，從形式上的公平走向實質上的公平，是未來個稅改革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我國在完善個稅扣除機制方面，近年來進行了一些積極探索。去年，31個城市開始試點商業健康保險扣除政策，對試點地區個人購買符合規定的商業健康保險產品的支出，允許在當年(月)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予以稅前扣除，扣除限額為每年2400元，按月計算為每月200元，未來還將開展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

　　“在修訂個人所得稅法的基礎上，應建立‘基本扣除+專項扣除’機制，適當增加專項扣除，包括再教育、贍養撫養、首套房貸利息等支出，減輕中低收入群體稅負。”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會計標準戰略委員會委員張連起說。

　　胡怡建認為，對于基本扣除，也就是個稅“免征額”，應當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進行及時調整，以適應物價、生活水平等變化;對于專項扣除，關鍵在于合理設置扣除項目和額度，保證不同人群間的稅收負擔基本合理。

　　個稅的主體稅種地位有待加強。從國際經驗看，除了最貧窮的人不納稅外，大多數人包括工薪族都要繳稅

　　很多人認為，繳納個稅是富人的事，不應該向普通百姓和工薪族征稅。甚至有媒體驚呼，中產群體淪為個稅納稅主體。這個問題，到底應該怎么看?

　　“在比較成熟的發達經濟體里，中等收入者都是個稅納稅的主力軍。”白景明介紹，個人所得稅，并不只是發揮收入調節功能，還是一種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世界上很多國家的個稅，都是實行普遍納稅制度，除了最貧窮的人不納稅外，大多數人包括工薪族都要繳稅。

　　數據顯示，目前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的納稅面，通常在70%以上， 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在50%以上。而我國個稅工薪族納稅人數，僅占整個工薪收入人群的8%左右，遠低于普稅制國家。

　　“美國個稅收入，占整個國家稅收的比重超過了50%。其中，中等收入者承擔了55%的個稅，高收入者負擔40%左右的個稅，這也就意味著，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是主要納稅群體。”胡怡建說。

　　相比之下，去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5.96萬億元，其中個人所得稅10089億元，個稅占財政收入的比重為6.32%。近年來，對于個稅改革，重點一直放在研究推進綜合與分類相結合上。但未來個稅的財政定位，似乎還有待進一步明確。比如，個稅要不要成為主體稅種?納稅人群的涵蓋面有多大?在這些問題上有了大致的方向，再來確定哪些人該繳稅、哪些人不繳稅，才能更好地形成社會共識，依法推進個稅改革。

　　“目前，個稅已成國內第四大稅種，但離主體稅種的地位仍相距甚遠。未來需要通過改革，建立個人所得稅收入的穩定增長機制，逐步增強其主體稅種的地位。”白景明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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