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常態化下醫學生擴招、醫學院擴軍 能否解決醫療人才培養痛點？

疫情防控常態化下，醫學教育再次引起關注。

教育部為了加強醫學教育，培養一線醫護人才做出了相關部署。5月26日，教育部下發《關于做好2020年中央財政支持中西部農村訂單定向免費本科醫學生招生培養工作的通知》，明確今年將培養訂單定向免費五年制本科醫學生6822人，較去年增加122人。同時，今年教育部的研究生擴招名額也將重點投向臨床醫學、公共衛生等領域。

另一方面，眾多綜合性高校也積極開展醫學相關學科建設工作。今年來多所一流大學成立與醫學相關的學院，聚焦建設醫學相關學科，其中包括華東師范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清華大學、海南大學、南京醫科大學、南方科技大學和南開大學等。

廣州艾力彼醫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莊一強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道：“我國目前醫療教育最大的短板在于學制的混亂，不同區域、級別醫院工作的醫生有的僅五年本科畢業，有的則八年制本碩博畢業，相對造成水平存在一定差異，除此之外，醫療人才的短缺不一定是缺乏醫學生，目前仍然存在大量臨床醫學畢業的學生并沒有從醫的現象。”

高校加強醫學教育布局

疫情出現后，社會各界對公共衛生和傳染病防治進行了系統性的反思，建設公共衛生學科得到了許多高校的響應。清華大學互聯網產業研究院產業轉型顧問委員會主席黃奇帆建議，教育部要鼓勵雙一流大學（原985、211大學）設立高質量的公共衛生學院，而不是只有醫學院校來設置這一專業，大力加強公共衛生與防疫的人才培養和基礎科研工作。

公共衛生領域的學院應時而生成為關鍵詞，2020年以來，清華大學成立清華大學萬科公共衛生與健康學院，南方科技大學成立公共衛生及應急管理學院，南開大學設立公共衛生與健康研究院。隨著今年公共衛生方向研究生擴大招生規模，這一學科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報考熱度和社會關注度。

建設和發展公共衛生學科，構建公共衛生服務體系是當務之急，但高校進軍醫學相關學科之風，卻早已興起。

1998年，浙江大學與浙江醫科大學合并，隨后多所985高校如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四川大學和中南大學都通過合并醫科院校的方式成立了醫學院。此外，部分高校如天津大學、重慶大學也通過自建醫學院彌補學科空白。

醫學作為自然科學基金的“立項冠軍”，意味著醫學相關學科的實力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高校科研實力的評估和科研收入。據統計，各大高校所斬獲的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大多數是與醫學相關的項目，如2019年上海交通大學自然科學基金的總立項數高達1199項，其中，醫學類項目數量為632項，占據了半壁江山。

此外，達成校地合作，建設附屬醫院和教學醫院，也是高校進行醫學學科建設的著力點。6月6日，上海大學與寶山區達成深化戰略合作協議，將仁和醫院、羅店醫院納為附屬醫院；5月13日，南京醫科大學與鹽城市達成戰略合作協議，依托鹽城市第三人民醫院，成立鹽城臨床醫學院。醫院與高校合作雙贏，高校為醫院輸送專業人才，醫院為高校提供實踐和科研資源，對提升區域醫療服務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綜合性大學大舉開辦醫學院一定程度上為了提升自身排名，而今年的醫學研究生擴招實際上是整個研究生領域的擴招，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就業壓力，對于是否真正起到供給更多醫療人才的作用很難說。”莊一強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道。

另一方面，醫學科學與工程技術的融合，也成為醫學前進的方向。

上海大學建設醫工交叉研究院，同樣瞄準了醫工結合。基于其綜合性大學的學科優勢，將重點圍繞人口老齡化、公共衛生等領域的醫學問題，探索儀器制造新突破、材料開發新技術、智能檢測新方法、精確診斷新途徑等，開展醫學工程與轉化醫學研究，為老年醫學和公共衛生學科發展提供方案。

許多以工科見長的高校紛紛采用醫工結合的模式建設醫學及其相關學科，嘗試憑借工科優勢打造醫學學科特色。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于2008年成立“生物與醫學工程學院”，搭建起工科與生物醫學之間的橋梁；于2016年建立生物醫學工程北京市高精尖中心和大數據精準醫療北京市高精尖中心，成為突破機制、發力醫工創新和成果轉化的重要載體。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傳統工科名校，亦先后啟用醫工結合的學科建設模式。

醫學教育難點

盡管各大高校積極布局醫學教育，但是不得不面臨的現實是目前我國醫療教育的難點仍然集中在教育質量、水平層次不齊和規培質量相對粗糙。

我國現有醫學教育學制從3年到8年不等，其中臨床醫學教育學制是3、5、7、8年制并存：3年制畢業生授專科學位，5年授醫學學士學位，7年授醫學碩士學位，八年制授醫學博士學位。

醫學教育學制呈現復雜混亂局面，醫學生培養包括在醫科院校完成基礎教育，再接受若干年臨床訓練。但高校教育和衛生部門管轄的畢業后教育，有互不兼容的問題，造成醫學生培養模式混亂，臨床重復培訓，增加醫生培養成本。

2015年起，我國實行以“5+3”（5年臨床醫學本科教育+3年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或3年臨床醫學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為主體、“3+2”（3年臨床醫學專科教育+2年助理全科醫生培訓）為補充的臨床醫學人才培養體系。

另外，根據世衛組織亞太衛生體系和政策觀察發布的《轉型中的中國衛生體系》指出，招生規模擴張的同時，師資隊伍卻沒有相應增長，這可能降低醫學教育質量。此外還有課程設計陳舊、過于強調生物醫學技術而忽視倫理和職業精神教育，也都是醫學教育目前面臨的困難。

廣州多位三甲醫院的主任醫生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明顯感覺到近年來醫院年輕醫生的質量正在逐年下降。

在世界各國，規范化培訓醫生，都是職業培訓最嚴苛的部分，也是通往臨床道路上不可逾越的步驟。2016年1月12日，國家衛生計生委官方微博上發布了《關于開展專科醫師規范化培訓制度試點的指導意見》的政策，在原本三年住院醫師培訓的基礎上，增加了2~4年的專科培訓。國家衛計委多次提到，他們借鑒了世界上最先進國家的模式。

中國正在補課，努力推動執業醫師的規范化培訓。規培的初衷，正是實現醫生的均質化。涌向大城市醫院的病人們其實并不向往大城市的便利和發達，也不羨慕大醫院的精良裝修和數字化流程，目的只有一個——尋找好醫生。

但因為培養模式和地域差異，中國的醫生群體異常割裂，無論是從能力、學歷、實踐技巧、理論水平都千差萬別。

過去，缺乏規范化培訓制度，大部分醫學生從醫學院校畢業，未經二級學科培養，直接分配到醫院從事臨床工作，以后的能力和水平，相當程度上取決于所在省市縣醫院的條件。這也是造成各級醫院差別越來越大的根源。

但即便是推行規培制度之后，國內的規培問題仍然很明顯，一方面規培待遇低，無法留住年輕醫生忍受長培養周期；另一方面，實際臨床操作培訓相對粗糙成為痛點。

國內規培的問題存在于，國內住院醫師、主治醫師、副高、正高之間缺乏應有的界限；不同醫院、不同科室對醫生的培養也可能完全不同，沒有規范的原則可以遵循，更多是醫院和科室自己制定的規矩。

而這一點，無論在美國還是新加坡的教學醫院，團隊中Attending（Consultant），Fellow（Registrar），Resident（Medical officer）的責任分工都很明確。Fellow、Resident也有自己不同的培訓方案。這規范統一的培訓讓一名醫生在不同醫院間的調動都變得便利而通暢：因為只要通過培訓，職稱在任何一所醫院都被認可；同時任何一個醫院都有著相同的工作體系。其次，國內專科領域缺乏規范化的統一的治療——即使同一醫院的不同團隊，治療手段可能也天差地別。

廣東威爾醫院聯合醫生集團創始人兼CEO林子洪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現階段的醫學教育規培相對較為粗糙而未來醫學教育發展的方向應向更為嚴苛的規培方向發展。

以美國為例，其規培模式之嚴格和艱苦更是世界聞名，時間更是比中國要長。美國的醫學教育統一為4（本科）+4（醫學院）+3～5（住院醫師）+2～3（專科）=13～16年。而相比較而言我國的醫學教育質量顯得參差不齊。

“在美國只要是稱作醫生的，都是通過系統化、統一嚴苛訓練的，但是我國醫生的實際水平則差別很大，中國叫做醫生的，既有三年制中專畢業，或高中畢業通過讀四年大專，工作在村衛生室的，他們活躍在村衛生所、鄉鎮衛生院當中，也有通過8年以及更長時間培養服務在一線城市三甲醫院的，同稱作醫生，但實際水平差別其實很大。國家通過定向培養農村地區免費本科生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解決此類問題，但優秀學生放棄學醫則不單單是醫學教育的問題，涉及到醫生待遇各個方面，更為復雜。”莊一強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