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加稅政策頻頻出臺  有違十二五“民富”目標

　　加稅?不是時候!

　　從經濟發展周期上看，在當前加稅，與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與實現國富民強的目標都有著直接矛盾

　　房產稅、物業稅、車船稅、環境稅……當加稅政策的出臺令公眾嘩然，業界質疑!

　　1994年，分稅制實行之后，地方、中央財力節節攀升。2000年全國財政收入1.3萬億，到了2010年，前9個月就達6.3萬億。

　　面對如此高速增長、快速積累的“國富”，居民收入未見相應的大幅度增長。作為國家經濟政策中的重要一環，財政政策，尤其是我們的稅收政策該何去何從?

　　引發爭議的車船稅

　　家住上海浦東的小白領張磊夫婦，孩子已經兩歲，為了以后出行方便，家里準備購買第一輛汽車。

　　就在選車的過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車船稅法(草案)》10月29日正式公布，向社會公開征集意見。草案顯示，新車船稅擬按照排量分7個檔次征收。排量在1.0升及以下的乘用車稅負減輕，大排量乘用車稅負則大幅增加。

　　原本準備買2.4升排量車型的他們，最終把目標鎖定在1.6升到2.0升之間。“買車已經有購置稅了，燒油也是要錢的，為什么又要冒出來一個車船稅呢?”張磊很疑惑。

　　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老百姓手頭開始變得寬裕，汽車消費需求也開始上升，但同時也帶來了諸如環境破壞、交通擁堵等一系列問題。于是收稅成為解決問題的一種手段。有關部門給出的車船稅征收理由是“發揮車船稅應有的調節功能，體現鼓勵使用低能耗、低排放的小排量汽車”。

　　然而此舉卻引來了無數爭議，“到底是為了加稅還是為了環保?”“按排量征收合理嗎?”截至11月8日，全國人大網站上關于《車船稅法(草案)》的征求意見已經多達8.7萬條。

　　給股市去泡沫，收印花稅;給房地產降溫，醞釀房產稅、物業稅;為了保護環境，出臺車船稅……種種理由設立的稅種，在物價不斷上漲的同時，讓老百姓的消費能力再打折扣，也與拉動內需增長的經濟調整政策存在沖突。

　　加稅與積極財政政策矛盾

　　GDP高速增長，財政收入也在逐年增加，然而“民富”仍是待實現的目標。據《人民日報》11月1日報道，全國總工會進行的一項職工收入調查結果顯示，有23.4%的職工5年未增加工資。

　　作為國家經濟政策的兩項重要政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歷來是被提到同樣高度的。“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已經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一直伴隨中國經濟成長。

　　按照書本理論：財政政策是指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任務而規定的財政工作的指導原則，通過財政支出與稅收政策來調節總需求。稅收對國民收入是一種收縮性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稅收，將抑制總需求從而減少國民收入，反之，則刺激總需求增加國民收入。

　　在實際操作中，雖然國際經濟形勢已經對傳統經濟“三駕馬車”中的外貿產生沖擊，擴大內需也一直被強調，然而從目前的稅收政策看，卻難以發現其對擴大內需的作用。

　　經濟學學者馬光遠在其博客中題為《車船稅：一個加稅主義者的自白》的評論指出，金融危機之后，盡管高層一直強調未來我國稅收政策的主基調是結構性減稅，這和我國宏觀稅負已經超過GDP的30%、和歐美等發達國家并駕齊驅的不合理稅負是一致的。事實上，稅收部門沒有在結構性減稅上面進行制度設計和規劃。今年中國財政收入預計將超過8萬億，年增20%以上，這和目前事實上“加稅”的思路有很大的關系。

　　對此，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指出：“應當合理確定宏觀稅負標準，以保持我國政府的(賦稅)規模維持在較為適當的水平上。我國政府每年掌控的財政收入以占GDP的20%或稍高一點為宜，如有明顯超出的趨勢，應通過預算控制機制予以限制。”{page_break}

　　“減稅應是目前主要方向”

　　“十二五”規劃提出“加強社會建設、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促進就業和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強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努力扭轉城鄉、區域、行業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擴大趨勢”。

　　李煒光對“十二五”規劃提出的“民富”目標表示肯定，同時對目前的稅收政策表示了自己的擔憂。“在以‘國家分配論’為主導的稅收政策下，傳統的‘集中財政收入’是設定稅制的基本做法。而這種做法必然傷及地方政府的財權，也不利于地方政府為百姓謀福利。”他說。

　　在李煒光看來，中國經濟應當轉變其發展模式：做到休養生息、還富于民。他建議實行輕稅政策，減少或放寬稅費征收;建立外部政治控制型的公共預算制度，接受民間議政和輿論監督……

　　除了對個人減稅之外，對企業讓利也是學者們所呼吁的。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認為：“稅收作為一種機制，應當根據形勢、環境做出相應的調整，當前任何一個稅收政策的出臺都應當保持謹慎。”

　　“在經濟結構調整的大前提下，減稅應當是目前的主要方向，通過減稅，特別是減少一些具有活力的中小企業的營業稅，有助于激勵企業和個人創業、革新和發展。”孫立堅說。

　　不僅是學者，官員也在減稅方面有著自己的想法。長三角一城市市委書記在與本報記者的訪談中就明確表示：“目前勞動者工資收入增長緩慢，與稅收政策有著直接關系。”

　　減少企業的賦稅，勞動者也將受益于收入增長，最終形成消費增長的前提。“政府減少了企業的賦稅，企業就有了更多的自由去處理和勞動者之間的關系。這是提高勞動者收入的一個前提條件。”這位市委書記說。

　　全球敏感詞：稅

　　稅的增減，關乎全體國民，關乎經濟運行全局，及至關乎該國政黨和領導人的前程，成為各國政壇在后危機時代不得不慎重處理的敏感問題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尚軍、劉麗娜、劉亞南、何德功 見習記者修磊發自布魯塞爾、華盛頓、孟買、東京、北京 在政府的財政政策中，稅收政策的運用居于核心地位。美國建國元勛本杰明·富蘭克林曾說，美國人只有兩件事逃不了，一個是死亡，一個就是稅收;中國古典《管子》則說“取民有度”。

　　凡事皆有度，美國供給學派經濟學家的“拉弗曲線”認為：稅率高并不等于實際稅收就高。稅率太高，人們就被嚇跑了，結果是什么經濟活動都不發生，政府反而收不上稅來。但反之，如果減稅過度，將使國家財政入不敷出，政府無法運轉。

　　這個度并非恒定，而是變幻于復雜的經濟背景。在經濟形勢依舊迷離的后危機時代，稅負的增減是各國政府難念的經。

　　歐洲：在加減稅間走鋼絲

　　在外人眼里，歐洲人的日子過得太滋潤了，因為他們享受著“從搖籃到墳墓”的優厚福利。然而，為了維持高福利支出，歐洲國家的稅負也普遍高于其他發達經濟體。

　　歐盟統計局今年6月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08年，歐盟各國稅收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39.3%，這較此前一年雖略有下降，但比美國和日本至少高出三分之一。

　　多年來，歐洲的高稅收、高福利模式看上去很美，但卻被認為是導致歐洲經濟長期缺乏活力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高福利固然誘人，但也養了一批懶漢，而為支撐高福利所實行的高稅收政策更讓企業望而卻步。

　　意識到這些問題的歐洲國家近些年來雖致力于減輕稅負，但尚未取得明顯進展，便被接連不斷的危機攪亂了陣腳。

　　2008年下半年爆發的金融和經濟危機給歐盟各國財政造成了巨大壓力。一方面，由于經濟形勢惡化，企業盈利下滑，政府的稅收收入大幅減少;另一方面，歐盟各國政府用在失業救濟等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不斷擴大。在應對金融和經濟危機的過程中，稅收杠桿成為歐洲各國必用的利器。為了刺激經濟復蘇，歐盟國家紛紛采取減稅等擴張性財政措施。然而，此舉一個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就是，短期內進一步縮減了政府的財源。

　　正因為如此，金融和經濟危機的陰霾尚未散盡，一場席卷歐元區多國的主權債務危機接踵而至。這場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反映出歐洲高稅收、高福利的模式已經難以維系。

　　為了應對債務危機，歐盟各國再次調整稅收政策，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改財政擴張為財政緊縮，改減稅為增稅，以期減少赤字，盡快鞏固財政，重塑市場信心。

　　以這場債務危機的風暴中心希臘為例，債務危機爆發后，希臘政府頂住國內示威游行的壓力，推出了大膽的財政緊縮計劃，增稅成為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如提高增值稅和燃油稅、對煙酒類商品征稅再提高20個百分點、對年收入10萬歐元以上者征收高達45%的特別稅……

　　從短期來看，這些措施實為應對債務危機的不得已之舉，但也存在挫傷經濟復蘇的風險。由于實施以增稅和減少公共支出為主要內容的財政緊縮計劃，希臘等國經濟在歐盟整體復蘇的情況下仍將繼續萎縮，這反而不利于擴大稅收，夯實財政。

　　與此同時，加稅政策也引發了歐洲民眾的極大不滿，游行示威充斥歐洲街頭，增加了社會不安定因素。

　　如何在緊縮財政和維護經濟復蘇之間求得平衡，決定著歐盟國家能否成功走出債務危機。{page_break}

　　美國：奧巴馬猶豫對富人減稅

　　在最近一次每周廣播中，美國總統奧巴馬透露出一個信號，要在減稅問題上與共和黨合作。奧巴馬之所以在民主黨剛剛在國會中期選舉中大敗、失掉眾議院多數控制權之后就談減稅問題，是因為有一項減稅政策迫近：到今年底，上一任總統布什在2007年通過的降低全民個人所得稅政策即將到期。

　　在國會中期選舉前，奧巴馬要求修改布什的減稅政策，將對家庭年收入在25萬美元以下的中產階級實施永久性減稅，這部分人占全國納稅人口的98%，而對另外2%的富人，則要取消減稅優惠。但作為美國富人階層的代言人共和黨，對奧巴馬的這項提案深表不滿，因為那意味著對富人加稅。

　　奧巴馬上任以來的兩輪刺激經濟政策中都有大幅度的減稅內容，但與布什的全民普惠減稅政策不同，奧巴馬實施的是“區別對待”的稅收政策。針對普通中產階級和中小企業，奧巴馬政府采取從優對待的政策。近兩年來的刺激經濟政策當中，針對中小企業推出多種稅收優惠，針對個人采取了首次住房優惠稅收，購買節能家居產品稅收抵扣，舊車換現金計劃等等都屬于政府讓利于民的減稅政策。

　　兩黨觀點差別巨大，但在減稅問題上，也至少有兩點共識：一是兩黨都希望削減赤字，二是都不希望使中產階級升稅。差別只是在于對富人的征稅。

　　奧巴馬認為，取消對富人的減稅可以為美國財政增加7000億美元，這與2008年推出的不良資產救助計劃數額相當，幾乎達到首輪刺激經濟計劃的額度;共和黨則認為，對富人提稅會打擊經濟復蘇的嫩芽，因為正是富人，才是創造就業的主要力量。只有對富人減稅，才會刺激這些人擴大投資，從而使經濟恢復活力。

　　國會中期選舉后，掀開任期第二章的奧巴馬如何在減稅上與共和黨在國會周旋，已成近期美國新聞的一大看點。

　　印度：減稅保經濟活力

　　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印度政府自2008年12月到2009年2月共分3次公布了總額達402.6億美元一系列的經濟刺激政策，除去對出口部門的扶持以外，刺激政策多集中在擴大政府開支和減輕稅負等方面。

　　由于巨額財政赤字的不可持續性和嚴重的通貨膨脹，印度政府開始在國內經濟復蘇企穩之后啟動財政刺激措施的退出。今年2月，印度財政部長穆克吉在公布新財年預算案時宣布提高一系列進口關稅的同時，建議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并擴大稅率階差范圍，預計將使60%的納稅人即2400萬人受益。這可以看作印度對經濟前景尚不明朗下的判斷。

　　同時，為了提高經濟運行效率，印度將改革其國內稅法。稅收體制改革已經納入本財年財政預算案，新直接稅法是50年來所做的惟一改革。

　　印度稅種分為直接稅和間接稅，直接稅主要包括個人所得稅和企業稅，間接稅分為商品稅﹑服務稅和關稅，主要向流通環節征收。直接稅由中央政府控制，間接稅各邦有所不同。

　　近幾年，直接稅額占印度GDP的比例在6%左右，企業上繳稅額大約為個人所得稅額的兩倍。新的直接稅旨在擴大稅基、降低稅率，這將有助于保持印度經濟的持續增長。新的直接稅法將對所得稅率進行改革，政府每年將因免稅上限提高和稅收階差調整少征大約120億美元稅收。

　　印度還計劃實施全國統一的商品與服務稅(間接稅)，在稅率、起征點和稅收免除方面達成一致，以形成統一的市場，把商品服務稅從目前的20%降到12%左右。

　　日本：消費稅成政壇禁忌

　　近日，日本首相菅直人再次提出了7月參議院選舉失敗后被一度擱置的消費稅改革問題。他在10月28日成立的“政府和執政黨社會保障改革探討本部”表示，將在年內擬定稅制和社會保障一體化改革的框架。此言一出，馬上在日本國內引起巨大爭議。

　　日本民眾對此表示不滿，因為在去年眾議院選舉時，其時的民主黨代表鳩山由紀夫在發表競選綱領時明確表示：“4年內不增加消費稅”。“如今黨首易人，菅直人上臺不久即主張增加消費稅，在選民看來是違背競選承諾的行為。”復旦大學日本經濟史教授馮瑋說。

　　消費稅早已成為日本政壇博弈的焦點，甚至關系政府輪替。反對黨自民黨針對菅直人關于征收消費稅的政策議題炮火全開，不僅認為菅直人政權的做法過于草率，甚至進而對對菅直人的領導能力表示懷疑。

　　消費稅問題往往是日本首相的“雷區”。1989年，竹下登內閣進行了稅制改革，作為在這一改革的后果，日本人在購物時需支付數額為3%的消費稅，這成為迫使竹下登下臺的重要原因;1997年，橋本龍太郎內閣由于將消費稅率提高至5%，翌年即在參議院選舉中慘敗，橋本龍太郎因此引咎辭職……而今年7月，民主黨在參議院選舉中失利，菅直人解釋失敗的主要原因時說，民主黨提出有關上調消費稅率的言論“讓國民覺得很突然”。

　　而這次菅直人重提增加消費稅，在馮瑋看來，是面對嚴峻的財政狀況而不得不采取的斷然之舉。據經合組織預計，今年日本債務與GDP之比將上升至200%，為發達國家之最，與之相比，希臘的這一比率為123%。

　　正如駐東京的匯豐證券日本公司首席經濟師白石誠司所言：“日本的財政狀況達到了非常危險的地步。他們不得不開始討論有關銷售稅的話題，即使這個話題一直是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