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作詩：春運擁堵緣于城鄉二元結構

　　又是一年春運到。今年春運，政府搞了些什么實名購票的花樣，但是春運綜合癥還是一如既往發生了。春運綜合癥，是指乘客長時間排隊、黃牛黨猖獗和火車站大混亂等關聯現象。

　　春運綜合癥本質是短缺。價格低，就會出現短缺，就會有排隊購買及其相關聯的現象發生。理論上，只要把價格提到足夠的高度，排隊購買及其相關聯的短缺現象就會消失。

　　但是春運價格現象。一般來說，價格提高，需求量會下降，供給量會增加。通過需求量和供給量的相向運動，提價會消除排隊購買及其相關聯的短缺現象。提價消除短缺的最終效果依賴于需求和供給的性質：一是需求和供給的價格彈性怎么樣，二是需求在時間上是否平滑穩定。無疑，春運在這兩方面具有很是不同于一般價格現象的特征。

　　春運的需求價格彈性低。不是簡單的回家過年這樣的文化、習俗問題。那些農民工朋友，他們的孩子在老家農村，那是他們的心頭肉;他們的爹媽在老家農村，那是他們的內心牽掛。要把價格提高到能讓需求量顯著減少，那會是不小的高度。讓他們分散了時間回家嗎?就業壓力巨大，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工廠大門外還有人等著就業呢。且不說他們能不能夠請到回家的假，就算能夠請到回家的假，他們敢不敢請這個假，敢不敢回這個家?那些大學生朋友，他們沒有心頭肉在老家農村，但是一放假學校就不讓他們住校了，不回家上哪里去?

　　雖然不大幅提價不能有效減少需求量，但是假如小幅提價便能有效增加供給量，那么還是可以通過提價來消除排隊購買及其相關聯的短缺現象。可惜春運的供給價格彈性也是低。客運運力供給需要巨額專用性固定投入，這決定了客運運力短期里是近于固定的。由于客運運力需求呈現在春節期間短期巨大爆發的特性，因此在不是太高的價格下，要使供求平衡不出現排隊購買的春運綜合癥，長期里運力一定是過剩的;而如果長期里運力供求平衡的話，那么春節期間就很難沒有春運綜合癥。除非大幅提高春運價格，高到足以大幅減少春運需求量的程度(雖說春運需求缺乏彈性，但只要價格足夠高，需求量總是要大幅減少的)，或者大幅增加運力供給，大到春運收入足以彌補運輸企業平時閑置運力的損失而不虧損的程度。

　　當供給缺乏彈性、需求量又具有在時間上不平滑穩定的特性時，有效的解決辦法是需求高峰和需求低谷實行差別定價。我們在用電高峰和用電低谷就實行這樣的差別定價。但這需要需求有彈性。問題是春運需求缺乏彈性，不將價格提到足夠的高度，不能使供求平衡。

　　不能否定：只要有排隊購買，有非價格競爭存在，就會有租值消散發生;從社會的角度看，浪費發生了。這是價格理論的入門課程。但是，這里不僅僅是一個如何做大蛋糕的效率問題，更是一個如何切割蛋糕的分配問題。假如沒有交易費用，那么總可以轉讓提價受益方的部分收益給提價受損方，讓所有人都受益又沒有浪費發生，實現卡爾多改進。問題在于，交易費用是存在的，這種補償基本上不可能發生。那么現在要不要大幅提高價格，以消除浪費呢?老實說，我認為這種情況下經濟學不可能給出答案。要由利益各方博弈決定最終結果。

　　博弈的現實結果不言而自明。不過不要以為價格低于供求平衡價格，乘客就能得到其中的全部差價。價格不僅僅是看得見的票面價格，排隊等待、擁擠踩踏都是價格。由于人的時間成本不一樣，抗擁擠踩踏的能力也不一樣，大家對排隊等待、擁擠踩踏的評價也就不一樣，因此定價問題又始終是一個分配問題。多數人之所以愿意選擇低票價和排隊等待、擁擠踩踏，一方面因為票價不提到足夠的高度，他們既要支付更高的票面價格，而排隊等待、擁擠踩踏也改善不了多少;另一方面他們大多是低收入者，時間價值并不高，愿意用時間換低票價。

　　這也帶來了黃牛黨功過是非的問題。誠如薛兆豐先生所指出的：是票面價格與實際供求平衡價格之間的差額造就了黃牛黨——“不是黃牛黨搶先買好了車票，就能隨心所欲地加碼，然后賣給乘客，從而增加乘客負擔的，而是乘客之間因為爭奪火車票，使得火車票的實際票價大大超過了票面價格，所以才為黃牛黨創造了生存的空間。黃牛黨的存在，并沒有給乘客帶來額外的負擔。”黃牛黨節約了那些時間價值評價高的人的時間，不但無過，反而有功。而只要價差存在，各種各樣打擊黃牛黨的策略，包括實名購票，注定都是無效的。

　　誠然，或許會有企業即使空著座位也不在窗口售票，卻可以從黃牛黨處買票這樣的情況。但這是企業不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問題，不是黃牛黨的問題。而春運擁堵的問題，說到底不是一個簡單的價格問題，而是深層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戶籍制度不取消，小孩在城市上不了學，農民工在城市買不起也租不起房子不能安下家來，春運綜合癥就基本上沒有消失的一天。

　　留下一個有趣的話題：集體行動理論說因為人數多，消費者之間搭便車，結果是少數生產者掠奪多數消費者的貿易保護。但是為什么中國的春運出現了與理論預期相反的結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