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報刊改制風暴來襲 安置離崗員工成難題

　　5月9日，國內某媒體的一則報道吸引了諸多報刊界老總的目光：新聞出版總署署長、國家版權局局長柳斌杰表示，全國5000多家非時政報刊年內將全面展開轉企改制。

　　這就意味著，全國所有的非時政類報刊要脫離事業單位，變身企業。

　　5月30日，遼寧北方報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在沈陽成立，由該公司絕對控股的《遼沈晚報》整體由事業單位改制為企業，成為全國第一家整體改制的晚報都市類報紙。

　　“我是時政類還是非時政類？”

　　哪些報刊屬于時政類報刊？哪些屬于非時政類？

　　新聞出版總署報刊司司長王國慶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過去，我們也排過名單，但是按照摸底調查來做的，不作為劃分的依據。中央有一個明確的原則，改革會按照中央確定的原則來明確”。王國慶表示，一旦文件下來后，被劃分為非時政類的報刊將第一批率先轉企。具體情況目前還不清楚。

　　在記者走訪的多家報刊社中，也曾有負責人透露《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工人日報》等幾家黨政機關報已被劃為時政類報刊，但這一信息并沒有得到有關部門的確認。

　　據柳斌杰介紹，目前，全國有非時政類報刊6000多家，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黨報黨刊所辦的都市報、晚報；所有企業法人辦的報刊，例如出版集團辦報、報業集團辦報等；還有諸如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公司所辦的行業報刊。其中，已經改制了1300多家單位。

　　自2003年我國啟動文化體制改革以來，先后在9個省市21家報刊社進行了改革試點。去年年底全國580家出版社全面轉企改制完成后，報刊改制就被迅速提上了日程。

　　如同一個前奏，在柳斌杰公開今年非時政類報刊全面轉企消息的前一天，5月8日，新聞出版總署下屬報刊——中國新聞出版報社掛上了“中國新聞出版傳媒集團有限公司”的牌子，率先宣告“事轉企”。

　　“到目前為止，我沒收到任何關于改制的通知，但一看到媒體的報道，我就立馬聯系了中國新聞出版報，了解他們改制的動向。”勞動午報社社長王兆華說，他最近一直在考慮這個事情，需要做好心理準備。

　　《勞動午報》是北京市總工會的機關報，2000年曾走向市場，打造全國第一張午報形式的都市報；由于市場競爭激烈，2009年末又回歸機關報。

　　據柳斌杰介紹，全國有“60%~70%報刊都是虧損的”，它就是其中一家。

　　作為地方工會機關報，《勞動午報》究竟算時政還是非時政，成了懸在王兆華和所有員工心頭的一把矬子，讓他們有點不安。

　　“工人報刊有其特殊性，工會作為黨和政府的橋梁和紐帶，需要一份有特色的報刊為之服務。”王兆華說，“多年前我們就在探索市場化的道路，我們不怕市場化，我們在意的是必須保持工會報刊的性質不動搖。”其實，王兆華在意的是能否保持與市總工會的密切關系。

　　北京市總工會的會員單位是《勞動午報》發行的主要渠道。不僅如此，每年北京市總工會還會拿出一部分資金來補貼，而報社的盈利則主要用來為員工增加工資。

　　對于機關報的前景，王兆華認為，“北京市的工會會員職工就有400萬，有90萬家企業，這個市場足夠我們生存。”然而，一旦改制為企業，重歸市場，機關報的定位也會隨之消失。“脫離了市總工會，也就脫離了我們賴以生存的命脈。”

　　如果進入市場，《勞動午報》每年的盈利將不再是為員工增加工資，而是支付紙張、印刷和運營成本，另外還需償還債務。王兆華說，他甚至考慮到改制所帶來最壞的可能，包括完全脫離主管主辦單位，這樣將會非常尷尬。

　　對于自己屬于時政類還是非時政類報刊，很多報紙都曾疑惑。對此，新聞出版總署報刊司司長王國慶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這還得等《中央關于深化非時政類報刊出版單位體制改革的意見》出臺。

　　《中國汽車報》：“保證改制后員工的社保不會降低”

　　“他們都說等政策，其實報刊改制的政策早就有了，我們就根據這個來改的。”中國汽車報社副社長李春雷拿著2008年國務院辦公廳頒布的《文化體制改革中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轉制為企業的規定》（下稱《規定》）告訴記者。

　　今年4月，《中國汽車報》終于進入了中宣部已完成改制單位的名單，可以享受企業稅收優惠了。李春雷抱怨說，“工商、稅務、財政的程序走得太慢了。”根據《規定》，完成轉制的企業可以免收企業所得稅，執行時間是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

　　從2010年6月30日被新聞出版總署批準轉企，李春雷經歷了整個改制過程。先進行資產評估，然后進行工商、稅務的事業法人注銷和企業注冊登記，之后報中宣部批復，進入中宣部的改制單位名單，然后到稅務部門辦理減免優惠，在社保部門完成所有員工的社保繳納，整個轉企才算完成。走完大部分手續，中國汽車報社用了大半年時間，如今只剩下最后一環——為轉企員工繳納社保。

　　“我們早一點走完程序就可以享受3年的減免了，現在可減免的時間只剩下2年了。”李春雷笑著說。在報刊轉企方面，由于相關行政部門沒有遇到過先例，手續還沒理順，所以中國汽車報社算是率先嘗試著走完了整套程序。

　　而在一年多以前，本刊記者采訪作為第一批改制試點報刊的《中國汽車報》時，社保是當時壓在報社領導和員工身上最大的難題。（詳見2009年本刊第38期《報刊改制攻堅》）

　　“其實，當時測算的時候，我們沒有考慮到國家給予的政策。改制之前從1992年起的社保，國家都‘視同繳納’，報社只負擔、支付改制后的。”據李春雷介紹，改制時，已退休員工的養老金，繼續由財政負擔，報社只需補齊身份轉換后的養老金差額部分。這么算，還省了一部分錢。”如今，40名在職員工轉企后，每年的社保只需要上百萬元就能解決，李春雷說，這對企業來說完全不成問題。

　　此外，中國汽車報社采取了企業年金的方式來補貼員工社保帶來的落差。“我們保證改制后員工的社保不低于改制前。”李春雷說。目前，中國汽車報社一次性拿出1000多萬元作為年金基數，以后每年還會繳納，作為對員工進行激勵和補償的資金。

　　對于5年內即將退休的員工，中國汽車報社執行了“提前離崗”的優惠政策。提前離崗員工在退休前的5年內工資照發，退休后享受事業單位養老金的待遇。中國汽車報社有6名員工可以享受這一政策。有二三位員工選擇以企業員工身份留在單位干完剩下幾年。

　　郭明瑞在中國汽車報社做了30多年的行政工作，完全符合報社的提前離崗條件。“我還有兒子要上學，誰知道幾年后那點養老金還夠不夠用，我這幾年還得在報社干，報社在發展，工資也在漲啊！”

　　李春雷說，他們還是看重報社的發展，未來報社在市場化下會越走越好，轉企之后就是成立股份制公司，然后準備上市。

　　北青報：采編經營要二合一

　　如果說市場化，沒有哪家報刊比《北京青年報》更有體會。

　　2001年5月28日，北青傳媒成立，這是一家剝離北京青年報及其他四報廣告等經營業務而成立的公司。自此，《北京青年報》正式進入采編和經營“兩分開”的階段。北京青年報社為事業單位，擁有北青傳媒63.27%的股份；而北青傳媒屬于股份制企業，于2004年12月在香港聯交所上市。

　　“人為兩分開”帶來的弊端顯而易見。在多年的運營中，北京青年報社社長兼北青傳媒董事長張延平對此深有感觸。首先，采編和經營作為報紙密不可分的兩部分，卻被安置于兩個獨立的公司，相互的溝通和協調非常不便，有時雙方為了各自的利益更是據理力爭，時有摩擦；其次，作為上市公司，不掌控產品生產環節，這讓上市公司的價值大打折扣。北青傳媒總裁孫偉稱之為“沒有餐廳的廚房”。

　　“這次改制對我們來說，最大的意義是將采編放入上市公司，這樣我們就合為一體了。”北京青年報社社長兼北青傳媒董事長張延平告訴記者，改制對他們來講是一次機會。

　　北京青年報社作為事業單位，有500名事業編制員工，但轉企的養老保險都不成問題。因為，自2003年文化體制改革開始，作為自收自支的經營報刊，北京青年報社開始為員工統一繳納社保，而2003年以前的社保，北京市財政都視同交納。對于絕大多數自收自支的報刊來講，這一步已經提前完成。

　　“所以，對于我們來說，改制并不是很難，如果政策允許的話，我們只需要將采編直接放入北青傳媒，變成一個部門，就完成合體了。”張延平說。合體后，困擾北京青年報社多年的關聯交易問題也隨之解決。（詳見2009年本刊第38期《報刊改制攻堅》）

　　“如果北青報完成采編經營兩合一，那么將成為內地第一家整體上市的綜合類報刊企業。”張延平說。

　　政企怎么分？

　　與《中國汽車報》、《北京青年報》不同，談到改制，很多報社的領導笑不出來。一位社團機關報的老總說，離開了主管主辦單位的資金和資源，自己在市場上沒有活路。

　　媒體將新聞出版總署下屬報刊《中國新聞出版報》作為了改制的表率，實際上，這家報紙也充滿了困惑。“我們也就是走了第一步，注冊為企業，內部的人員身份轉化等還在等政策。”《中國新聞出版報》社長姜軍說。據了解，報社內部改制的具體工作尚未啟動，困難重重。作為出版行業的報紙，《中國新聞出版報》主要依靠財政資金給予支持，而自身的收入只夠支付員工工資等成本的部分支出，如果進入市場，則意味著財政“斷奶”。

　　某報刊負責人告訴記者，脫離了事業單位身份后，存活是行業報刊最大的挑戰。許多報刊的主管主辦單位很難拿出太多的資金來養活虧損的報刊。

　　報刊改制轉企后仍然歸屬于上級主管主辦單位。但柳斌杰表示，改制后，報刊的主辦單位要大批減少。

　　然而，有些報刊即使轉為了企業，依然可以依附于主管主辦單位，前提是主管主辦單位具備足夠的財力和支持。勞動午報社社長王兆華坦言，如果未來保留報社與主管主辦單位的隸屬關系，北京市總工會將成為出資方，只要有足夠的資金和資源支持，《勞動午報》不會受到太大影響。

　　《競報》就是一個“死不掉”的例子。2004年，北京日報社、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北京青年報社共同投資7000多萬，打造了《競報》。一出生，《競報》就是股份制企業，占有55%股份的北京日報社負責報社后期的采編運營。

　　《競報》已經連續虧損了五六年，僅2006年虧損就達數千萬元，后續的經營也未曾完全填補虧空，作為上級主管單位，北京市委宣傳部每年都要拿出一筆資金來扶持這張報紙的運作。2009年5月，《競報》由日報改為周報，將人員縮減至50人，由同樣隸屬于北京日報報業集團（下稱“京報集團”）的北京晨報社社長劉順發兼任社長，如今這張報紙只剩下30人，所有的印刷和發行由晨報兼著做，但京報集團對這張報紙依然不愿放手。

　　“留著這個刊號也有用，現在這個刊號的價值已經漲到幾百萬了。”一位京報集團的高層向記者坦言。如果放棄《競報》，就相當于讓別人白白地拿走了一張報紙，集團也不會同意。

　　劉順發向記者坦言，如果要對這張報紙進行破產處理的話，也是困難重重。據了解，《競報》在多年的虧損運營中累計了大量債務，包括紙張、印刷等欠賬，一旦破產，一方面債權人不答應，另一方面，如何跟上海文廣傳媒和北京青年報社兩大股東單位協調則是另一個麻煩。所以，“好死不如賴活著”。

　　“我們一直倡導政企分離，但如果我們轉企后，我們的上級單位還是事業單位，這不是政企不分嗎？”勞動午報社社長助理雷雪疑惑地表示。主管主辦單位能夠確保正確的輿論導向，然而如何面對事業單位辦企業的弊端。對此，北青報社社長張延平開玩笑說，“或許將來會出現一個和管國有銀行的金融工委類似的單位，專門來管國有報刊企業。當然這是一種假設。”

　　也有報刊選擇了退出。2009年，《中華新聞報》停刊，部分人員進行了分流，部分安置在主管主辦單位中國記者協會及下屬單位。這是首家倒閉的中央級新聞報紙。據了解，自2009年以來，全國已有12家報刊停辦、退出。

　　“報刊社數量多、影響大，一旦關停，如何安置離崗員工成為一大難題。”一位報刊社負責人告訴記者，處理不好就將影響到社會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