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靈：為何中國融資難與貴

　　3月2日，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原央行副行長吳曉靈認為，降息不能說明貨幣政策轉為寬松。中國融資難且成本高，主要因為國家的剛性兌付提高了無風險收益率，此外融資渠道少，理念落后也是重要原因。此外，吳曉靈還稱互聯網金融對金融改革發展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政府對其不會有特別的立法規定。

　　吳曉靈以下的講話為《央行觀察》整理：

　　中國的貨幣供應在全球以間接融資為主的國家中，比例是偏高的，我們用世界銀行的數據對一些國家M2占GDP比例做了統計。拿2013年來說，M2占GDP超過150%的國家，有日本是248%、荷蘭212%、中國194%、西班牙178%、德國158%、法國151%，英國150%，這些國家都是以銀行業為主的國家，美國是一個直接金融為主的國家，美國M2占GDP比重是88%。

　　我認為比例的高低并不能完全說明貨幣的多少。應該看到，貨幣多少其實是反映在物價上，如果一個國家的通貨膨脹是能夠保持在合理水平的話，貨幣供應量就不是特別多的，而我們國家現在貨幣上最大問題是，我們國家存款中定期存款占比比較高，這個使得我們通過銀行來融資占的比例比較大，但是融資完后形成的貨幣變成潛在的貨幣、定期存款存在銀行。

　　我國金融資源分配以銀行為主，這種高的定期存款比例顯示著我們直接融資潛力比較大，2014年我們各項存款中定期存款占60%，如果我們能夠很好發展直接融資，在現有的貨幣存量下，讓老百姓把自己的定期存款通過直接融資融給第三方，第三方得到資金以后變成活期存款在銀行，這時候結構就發生了變化，因而我們國家貨幣總量問題還不是最大問題，而是貨幣運用的效率和方式存在問題。

　　貨幣從總量上來說，我們有60%的定期存款，將近71萬億，儲蓄存款加定期和保證金，60萬億的定期存款，如果老百姓用于投資，量還是很大的，為什么不能實現?最主要的是投資渠道不暢，下一步加大直接融資的力度，來改變我們間接金融為主的狀況。

　　我們這么一種潛在貨幣投資能力為什么實現不了?為什么融資難、融資貴?應該說，資金多和資金貴是一個矛盾現象，既然資金多就不應該貴，既然貴就不應該難。這是一個矛盾的現象。

　　兩個原因：

　　第一，我們或明或暗的剛性兌付抬高了無風險收益率。整個社會資金的基礎就比較貴。各國風險收益率就是國債收益率，國債收益率就是一個社會獲得資金的最低的價格，無風險收益率水平決定了一個社會的融資底線，而我們國家現在因為怕出風險，所以一些理財產品和一些信托計劃，包括企業的債券都敢不讓它的風險暴露，這些高利率產品的利率就變成了無風險收益率，他們比較的時候不是和國債去比，出了風險都由政府來兜底了。我們的這種或明或暗的剛性兌付的做法使得社會的風險不能顯現出來，風險定價水平不能顯現，資金水平就是高的。

　　第二，存在金融壓抑。很多金融產品不能直接銷售給公眾。比如集合信托計劃還有債券股票，都是直接融資工具，因為，我們不同金融機構在做理財產品、信托計劃、投連險、資管計劃的時候，他們的法律關系一樣，但是我們的監管標準不一樣，大家要使用這些工具，往往采用繞道方式，借道、通道這個詞大家經常聽到，借一次道付一次費，監管標準的不一致，市場的分割，融資鏈拉長，都提升了融資成本。

　　第三、理念問題。其實商業銀行客戶主要是中等企業，是經營情況中等的企業。非常好的客戶是資本市場的客戶，經營情況不好的是場外市場客戶，標準化的銀行產品給經營情況中等企業，小微企業更多是場外市場的客戶和政策金融的客戶。要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為小微企業在場外市場融資提供便利，網上發展起來的P2P，有債權和股權的，是為小微企業提供融資的渠道，小微企業融資成本高于中等企業和好企業是規律，不要期望小微企業的利率高于好的企業，因為利率覆蓋風險，風險高必定付出利率水平要高，但是如果渠道是暢通的，獲得資金的便利遠遠高于資金的價格，盡管價格貴，有了融通的機會就有了創業生產的機會，給小微企業以便利為主，而不是價格的高低，如果政府想解決，應給給予政策的補貼或者風險的分擔。

　　“我不認為我們國家的貨幣政策在向寬松的方向發展”

　　我不認為我們國家的貨幣政策在向寬松的方向發展，央行一直也在說我們在執行中性的貨幣政策。什么叫中性的貨幣政策?基本上就是貨幣供應量等于GDP增長量，加上預計通貨膨脹量。比如，去年我們去年是3.5%的CPI，我們經濟增長速度，加上CPI預計增長量，然后再有一個2%、3%的不確定因素，因為貨幣流通速度是不確定的，只要是貨幣供應量按照這個標準去控制，就是中性的。

　　市場上老有一個誤區，就是把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操作手段，當成貨幣政策取向的變化，貨幣政策取向我們的M2增長13%，如果這個數字不變就是貨幣政策取向的沒有變，有的西方國家按照貨幣政策目標利率，比如聯邦基金利率，貨幣政策目標利率不變就代表貨幣政策取向不變。每一次，大家關注美聯儲會議，關注利率變不變，其實是關注聯邦基金利率，現在維持是0-0.25。

　　中介目標的確定表現了貨幣政策的取向。當外匯大量進入的話，央行需要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現在外匯占款減少，這時候中央銀行吐出基礎貨幣的手段，就會從單一外匯占款變成公開市場買賣債券、再貸款、再貼現，中央銀行會通過多種手段吐出基礎貨幣來滿足銀行間流動性的需要。

　　大家應該更多觀察銀行間的利率，特別是央行公開市場操作時的利率，這個才能更好表現貨幣政策的松緊。央行的差別存款準備金率，是一種結構性手段，也是財政政策結構調整還不夠給力的時候的一種補充，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總體上應該是總量政策，結構政策只是階段性的輔助的手頓。

　　吳曉靈在講話中還提到了關于互聯網金融的內容。她稱互聯網金融發展一年以來對金融改革發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促進作用，雖然采用了現代的信息技術，但沒有改變金融的本質，政府不會有特別的立法規定。她建議，互聯網企業介入金融，只能是信息中介，而本質是金融業務的互聯網金融，有信用中介功能得必須獲得國家許可，按照規則辦事。

　　“信息中介要把融資雙方的信息充分揭示出來，由二者做出選擇，最關鍵是要有征信和信用評估，遵守監管底線。”吳曉靈稱，對于做信息中介的互聯網企業不發監管牌照，只頒發普通的企業牌照即可，有利于客戶對資金行為負責，學會風險自擔，對于信用中介則要頒發金融牌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