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內經》中的服飾文化

　　《黃帝內經》中有相對系統的穿衣、針對病情穿衣以及淡泊著裝觀念等。

　　其一順應四季穿衣。《黃帝內經》關于順應四時穿衣的觀點主要有服飾的色彩、穿著方式等要順應四時陰陽生長收藏的特性，防寒防暑，且四時皆需謹防風邪等。如“一年之內，春防風又防寒；夏防暑熱，又防因暑熱取涼而致感寒；長夏防濕；秋防燥；冬防寒，又防風。此八者，病者與調理病人者皆所當知。”以衣御寒，以衣避暑，以衣拒燥濕風雨，道理今天看似簡單卻仍未過時，而先民們把握這些著裝經驗卻有著漫長的歷史過程，也有著悲劇的教訓與智慧的總結。這類敘述與提醒隨處可見：如《靈樞·本神》言：“故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又如《靈樞·師傳》云：“便此者，食飲衣服，亦欲適寒溫，寒無凄愴，暑無出汗。”

　　在衣與人體、衣與四季氣候的關系協調方面，能夠歸納出在后世看來成為普世價值的深入人心的“常識”，我覺得其重要意義無論怎樣形容都不會過分，它是萬年以來先民著裝實際功用層面經驗的理論總結；它或許就是中國服飾功能主義原初的保護理論。服裝的保護功能在這里成為潛在而重要的元素得到了充分強調。在人類文明的初萌階段，如此重要的理論創造與服飾文化的奠基，值得敬重。

　　其二是針對病情穿衣。如肝脾肺腎病理不一，癥狀不一，穿衣便有針對性地選擇：《索問·臟氣法時論篇》云：“病在肝……禁當風。病在心……禁溫食熱衣。病在脾……禁溫食飽食濕地濡衣。病在肺……禁寒飲食寒衣。病在腎……禁犯：啐(火矣)熱食溫灸衣。”可見病情不同，著裝當敏銳地隨之而變，如心病不宜穿衣太暖，肝病衣宜擋風，脾病不可濕衣等。《遵生八箋》亦云：“腎病，無犯熱食，無著暖衣。”形寒飲冷則傷肺，故咳者要溫衣。再從病癥特質來說，無論寒癥熱癥或宜汗出而解者，亦有著裝層面的對策：如患寒癥，宜溫衣；如患熱癥，宜寒衣；再如宜汗出而解者，便應厚衣令汗出，《靈樞·癰疽》曰：“則強飲厚衣，坐于釜上，令汗出至足已。”等等。

　　如果說依四季穿衣或近乎生理本能可訴諸平常感覺，天寒加衣，酷暑減衣，似乎每個人通過直覺判斷可進入著裝實踐層面，而這里卻迥然不同。衣著的加減改變卻需要極具穿透力的醫學目光，服飾對人體保護的觀念與意識則是進入了更深層面，甚至成為保護肌體、治療疾病的有效手段。直到今日，大量的醫學實踐證明這些觀念仍未過時，有著現實的效應與功能。筆者幼年傷風需發汗時，家母便令喝綠豆、穿棉衣或裹厚被以發汗來解除。當年，我對這一偏方的神奇頗感興趣。后來才知，這在《黃帝內經》中就有明確表述。

　　其三是淡泊著裝觀念。《索問·上古天真論篇》云：“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樸。”這里所敘述的句式和思想都與老子服飾學說可以互證。這里孰源孰流還可探究，歷史上黃老并稱，從服飾文化層面上看，自有其內在因素。類似的表述還有《索問·上古天真論篇》：“無恚嗔之心，行不欲離于世，被服章，舉不欲觀于俗，外不勞形予事，內無思想之患，以恬愉為務，以自得為功，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不用更多舉例，如果說依四季著衣屬于平常感覺，可以判斷的話，那么，依疾病著衣就應有專業的穿透性目光；而樸素著衣則是哲人的胸懷和智者的心態了。它強力校正服飾行為與觀念中的種種異化傾向，自主自在自由，達到著裝的理想心態與養生的最佳效果。

　　我們知道，《黃帝內經》簡稱《內經》，經司馬光懷疑，后世或認為是托名黃帝及其臣子岐伯、雷公、鬼臾區、伯高等論醫之書。《黃帝內經》的著作時代，至今尚無定論。但一般認為，其主要內容是反映戰國時期醫學理論水平的，基本定稿時期應不晚于戰國時期。但是，須知在歷史傳承鏈上，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它仍是以黃帝的形象來立論的，而歷代的接受者往往都認同這一話語。何況有不少學者更確信它成書于黃帝時代，就是黃帝和岐伯等人的問答。持這種看法的有：東漢張仲景、晉朝皇甫謐、梁朝全元起、唐朝王冰、北宋林億、南宋史崧，明朝張介賓等人。所以說，在文化傳播的意義上，《黃帝內經》中的服飾養生論，正是以黃帝崇高的形象而傳布天下、影響后世的，特別是影響到了中國人的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