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挖：新政推進“東紡西移”

　　7月2日，工信部《關于推進紡織產業轉移的指導意見》的出臺，有利于東部地區突破土地資源匱乏、環境壓力加大以及人力成本上升的瓶頸，進一步增強紡織工業的國家競爭力

　　2009年以來，在《國家紡織工業調整和振興規劃》的引導和推動下，在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下，沿海地區紡織服裝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步伐加快。然而，由于缺乏統一規劃定位和具體指導，國內紡織產業轉移整體進展仍非常緩慢。專家預計，隨著工信部轉移意見的出臺，紡織業“東紡西移”將快速發展。

　　突破土地、環境和人力的制約

　　意見闡述了紡織業轉移三方面的意義：第一，有利于發揮東部地區人才、技術、市場和信息等優勢，突破土地資源匱乏、環境壓力加大和人力成本上升等制約因素，提高技術創新、品牌建設和供應鏈管理能力，加速產業升級的步伐。

　　第二，有利于發揮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土地、勞動力、原料、能源等比較優勢，通過承接紡織和服裝制造業轉移，發展經濟并擴大就業。

　　第三，有利于充分利用我國幅員遼闊、區域經濟互補性強的綜合優勢，進一步增強紡織工業的國際競爭力。

　　對此，有關專家表示，金融危機以后，無論是從外部環境還是企業內部來說，產業轉移的緊迫性都變得更強。此時，國家出臺一個比較全面性、指導性、綱領性的文件，對于整個行業未來的發展布局來說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紡織產業轉移的大潮不可逆轉，而能否抓住意見發布的契機實現自身產業升級，已成為中國紡織行業必須解答的一道考題。

　　工信部意見認為，紡織業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和問題日漸凸顯。特別是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占我國紡織產業規模85%的東部沿海地區要素制約加劇，成本上漲較快，競爭優勢減弱，而中西部地區比較優勢尚未得到充分發揮。

　　“區域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對產業進行調整是一個大趨勢。紡織業產業轉移可有效配置資源、開拓市場，把生產加工環節有選擇地遷移到成本相對較低或靠近終端市場的地區，是企業發展的必然過程。”業內人士解讀說。

　　要實現與地方的“雙贏”

　　對于紡織產業轉出地區而言，意見明確要求：必須充分考慮環境要求，嚴格執行行業準入條件，注重節能環保，避免污染轉移。并禁止那些列入淘汰目錄的生產、工藝、設備和產品的轉移，防止低水平產能的無序擴張，增強后發地區可持續發展能力，實現區域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

　　業內人士指出，紡織產業轉移不能盲目，要十分注重環保、資金、技術以及土地利用等問題;要有針對性地研究地方經濟優勢和特點，把產業轉移與凸顯自身優勢緊密結合起來，助推地方經濟發展;要進一步加強和完善產業承接配套機制建設，加快產業園區硬件建設步伐，為承接紡織產業轉移做好服務。

　　在產業轉移上，江蘇某集團可謂是“元老”。早在2000年，這個集團就在湖北投資1.8億元打造產業鏈。公司負責人表示，到目前為止，產業轉移的效果正在顯現，企業的跨區域管理能力和資源整合能力提高了，而且管理理念也發生了質變，更加注重供應鏈管理和生態特征。

　　他認為，只有以誠相待，與地方實現雙贏，才能真正共享承接產業轉移地區的優勢，進而規避風險，實現長久立足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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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移的同時需調整與減排

　　指導意見明確指出，“承接地區要充分考慮本地區的資源秉賦和環境承載能力，堅持集約發展，注重提升產業技術水平。要將承接產業轉移與結構調整、節能減排緊密結合，制定承接門檻，將資源節約、生態環保和循環經濟的理念貫穿于承接產業轉移的整個過程。”

　　據筆者了解，目前大部分西部省市對承接紡織服裝產業轉移并未出臺專門的政策，但一些重點縣市和園區出臺有關項目優惠政策比較普遍，例如重慶市開縣就有三峽庫區產業發展基金、招納移民予以崗位補貼、地稅先征后返等。

　　在中部大省山西，紡織產業轉移的政策同樣未制定。

　　“按理說，山西應該是要在國家紡織產業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但現在還沒有看到相關的政策出臺。但我們會提出我們的意見，個別的園區也有它的政策。”山西省紡織行管辦主任李錦旺告訴筆者，他們看到的工信部關于產業轉移的意見是由山西省經信委轉發的，前幾天已交給相關部門研究了，自己還沒有仔細看。

　　但他表示，已初步看了中部地區的定位，山西還不在這上面。一方面是因為山西的紡織產業很小;另一方面是因為山西產業發展的重點不在這。

　　有步驟的引導紡織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是我國優化紡織產業布局的戰略考量，這為西南大省重慶承接轉移創造了難得的機遇。

　　“我們希望未來有更多做紡織終端產品的企業落戶重慶，重點在服裝(包括針織服裝)、家用紡織品、產業用紡織品、針織、化纖和新型紡織纖維材料生產領域發展，使重慶紡織服裝經濟總量在現有的基礎上，用3-5年的時間實現產值利潤翻番，新增就業8-10萬人。”重慶市經信委有關人士則表示。

　　新疆棉花產量常年占據國內產量的三分之一。在這幾年的產業轉移大潮中，一批棉紡企業相繼“西進”，落戶我國最大的產棉區——新疆。打造優質棉紗、棉布和棉紡品生產基地成為發展目標。

　　然而，中國紡織工業協會新聞發言人孫淮濱認為，引進產業鏈有兩種模式：一種是從源頭向后退;一種是從成品向前推。“根據新疆地區的實際情況，我認為應該借鑒浙江紡織的發展模式，從后向前推，從服裝抓起，到面料、到紗線、最后到棉花。由于服裝行業的發展風險相對較低，可以使整個產業鏈的發展更加穩定。”

　　產業轉移完全是“市場行為”

　　“工信部意見的出臺，至少給未來5年中國紡織行業的發展定了一個基調。詳細閱讀意見我們可以看到，國家對紡織產業在東部、西部、中部、東北的定位和布局做了較為細致的闡述，各個地區、各個省份有了明確的產業分工。”有關專家對筆者表示，紡織產業轉移并不是今天才提出來的，已經提了很多年，前幾年由于行業整體外部環境比較好，所以產業轉移顯得不是那么急迫。隨著金融危機的發生和人民幣的不斷升值，轉移對企業來說已經成了一件緊迫的事。

　　他強調說，一定不能把產業轉移視為政府行為，“產業轉移我們必須明確一點，它更多的是一種市場行為和企業行為，國家和政府給的只是一個大方向和大政策，具體對企業而言，它要不要轉移或怎么樣轉移，完全視企業自身的發展情況以及它對行業發展趨勢的研判。一個企業在東部地區發展，如果它的經營狀況沒有遇到嚴重問題的話，它不可能這么急迫的要轉移到中西部。”

　　政府現在做的只是一個統一的布局，這也是國家出臺這一政策一個大的背景。對于企業來說，如果它現在想進行產業轉移，有了意見，它會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會根據企業的業務類型和發展方向選擇轉移目標。從國外近百年的發展來看，紡織行業就是向成本低的地方不斷轉移。現在，行業整體的利潤非常低，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紡織業的產業轉移這些年一直在進行，只是它的進度比我們預期的要慢一些，當然這個慢也是有內在原因的。

　　“產業轉移的綜合成本，不僅包括土地房屋、勞動力價格，還涉及產業配套等其它要素。例如，對于東部地區的企業而言，如果中西部地區沒有形成配套齊全的產業集群，產業轉移的綜合成本還是降不下來，甚至比原來還要高。中西部地區如果在產業配套問題上不能有所突破，這些因素必將成為拖累產業梯度轉移步伐的絆腳石。”他說。

　　然而，轉移并不是放棄全部，東部要發展的是紡織業的高端領域、設計、品牌等環節，轉移出去的主要是加工制造方面，這樣形成中西部的互補，布局更為合理，最終培育起新興的產業集群以及提升現有的產業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