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老板跑路：無賴還是無奈

　　溫州，這個中小企業密集的城市，正經受一場自金融危機以來最大的考驗，私企老板跑路出走現象嚴重。這種現象如不及時得到控制，溫州經濟將失去地氣、傷及元氣……

　　面對危機，企業在轉型。在轉型過程中，如何處理好與銀行、民間借貸、政府的關系?處理得好，關系捋順了，各方獲益，可謂多贏。處理不好，各方俱虧，萬劫不復……

　　溫州目前的小企業老板跑路潮已達到相當驚人的程度。“要么跑路，要么跳樓，要是換了你，你選哪個?”日前，溫州一小企業老板戴敏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發出了這樣的慨嘆。他的公司在高利貸的重壓下已到停產倒閉的邊緣。對于近日有媒體報道稱“溫州和義烏中小企業主將資產轉移海外，假破產真移民”，并且描繪了資產轉移的路線圖，戴敏連聲喊“冤”!“要是還有哪怕百分之一的希望，我相信他們都不會出走的!”

　　老板跑路：中小企業在危險中

　　民進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中小企業協會副會長、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告訴本報記者，在跑路“重災區”龍灣永強，僅8月份就發生了20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億元以上的“老高”了3人。

　　據不完全統計，四月以來溫州已見諸報端的涉嫌高利貸的老板跑路事件已不下10家：江南皮革董事長黃鶴逃往國外，波特曼咖啡老板嚴勤為、天石電子老板葉建樂、巨邦鞋業老板王和霞、錦潮電器老板戴列竣、耐當勞鞋材公司老板戴志雄、落之神鞋業老板吳偉華、蝶夢兒鞋廠老板黃杰等均出走，百樂家電女老板鄭珠菊攜款潛逃被警方追捕歸案……

　　在溫州民間歷史上，如此大規模的跑路潮實屬罕見。周德文認為，中小企業是國民經濟的主力軍，是國家稅收和解決就業的主體。如此大面積的中小企業和微小企業老板跑路、企業倒閉，勢必導致經濟增長疲弱，稅收減少，工廠停產，工人下崗。而民間借貸以高利貸方式非法吸儲，一旦資金鏈斷裂，將導致擔保公司歇業，債主鬧事，繼而釀成大的社會問題。

　　“對于溫州老板跑路現象，不能一概而論。我認為，那種指責溫州老板假破產真移民的說法，實際上是社會輿論存在偏見和歪曲。導致溫州老板跑路的原因可區分為兩類，一類是蓄意攜款潛逃;另一類是由于資金鏈斷裂，企業實在無以為繼之下的無奈之舉。前者實屬少數，大多數還是屬于后者。如果不是走投無路，這些人不會逃的。“周德文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一般欠幾千萬都不會跑。而跑路的老板大多出于對政策穩定性、社會穩定性的擔憂。“他指出，有的債權人有黑社會后臺，債務人一跑人身安全就失去了保障，而溫州人鄉土觀念重、好面子，跑路等于自毀后半生的信用。

　　早在今年1月，周德文便向社會發出了“預警”：如果目前的銀根緊縮政策不改變，如果政府再不出手相救，今年下半年，國內存量中小企業將有40%面臨停產、半停產甚至倒閉。周德文回憶道，“每年我們都要做大量的調研，考察中小企業生存內外部因素的變化。春節過后我們發現，有的企業3條流水線只有1條生產，危機重重。”接下來發生的一切，一次又一次地印證周德文的判斷。存款準備金率一月一提，利率兩月一加;貨幣政策越來越緊之下，江浙一帶的三旗集團、江南皮革、波特曼餐飲連鎖、浙江天石電子有限公司等知名企業相繼破產，老板棄廠出逃。{page_break}

　　民間借貸：原罪能否招安對于時下溫州老板面臨的困境，周德文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九個蓋子蓋十口鍋”，以此來形容流動性資金捉襟見肘的窘境，并以一組因果關系加以說明：成本上漲等因素造成傳統制造業的利潤日漸低下→傳統制造企業被迫轉型，新興產業是政府引導的主要道路→傳統制造業企業進軍新興產業，但新興產業一般具有前期投入大、產出緩慢的特點→企業需要借貸，但國家信貸緊縮，融資困難→選擇民間借貸→投入、擴張、資金鏈斷裂。

　　而資金鏈一旦斷裂，中小企業主除了選擇跑路，就只能坐以待斃，因為在短時間內很難再籌到大筆資金來填補資金鏈上的巨大窟窿。“這些‘跑路‘的企業主幾乎都參與了民間借貸，不是借貸人就是參與放貸。”在周德文看來，這些“跑路”的企業主幾乎都已經放棄了實業，或是兼辦擔保公司，要么專門放貸，“現在銀根緊縮，企業利潤變薄，資金周轉出現問題，只能選擇‘跑路‘。”

　　近期，溫州民間借貸案發增多。今年4月份來，溫州多家知名企業倒閉，老板潛逃，而一個老板出逃可能有數十個民間借貸者在哭泣。

　　今年6月，溫州鐵通電器合金實業有限公司的股東之一范樂樂“跑路“就是最典型的案例。范樂樂通過向親戚朋友借貸，然后將這些錢再用于放貸，結果因為無法收回其中的幾筆借貸，導致無法償還之前的債務，只能選擇“跑路“。而更多的老板“跑路“則因無力償還高利貸。

　　“溫州現在有一種現象很普遍，就是企業的名字還在，廠還在，但實際上已經沒有什么經營，就是一個空殼子。“溫州煙具行業協會會長、日豐打火機有限公司董事長黃發靜此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就表示，”很多溫州企業還活著，或者說勉強維持著，生產經營并不是企業老板所關心的，他只是想把企業作為一個融資的平臺，從銀行獲得貸款后進入樓市、股市，或者轉而放貸，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這樣的企業沒有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潛力和動力，任其發展下去，對于溫州的經濟將是致命的打擊。”黃發靜甚至很擔心，溫州到底還有多少人愿意再做實業。

　　“甚至一些有規模的企業保持實業只是為了能向銀行貸到款，但是，企業獲得貸款后并不制造生產，而是把錢以更高一些的利率放出去，從中賺取利率差。“溫州一位企業界人士透露，”一家年產值1億元左右的企業，居然能獲得銀行總授信10億元。”

　　他表示，“很多情況下，企業也是沒有辦法，它們知道貸款投入實業沒利潤，還可能虧本。與其這樣，還不如投入資本市場，賺得更穩妥一些，這些企業實際變成了投資公司。”

　　周德文認為，必須加大對中小企業的信貸傾斜力度。他說，針對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是劑猛藥，害苦了中小企業。政府應適當調整遏制通貨膨脹的政策，兩者兼顧，既要顧及民眾的菜籃子，更好顧及中小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加大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尤其是銀行，適當放寬貸款條件。另一方面，加大對民間資本的“招安”步伐，即將那些原來不合法的善意的民間集資轉為合法化，并對之進行規范。當大量善意的民間集資合法化之后，只剩下惡意的集資行為，那么打擊非法金融就易如反掌，也就能結束非法金融猖獗的局面。{page_break}

　　目前許多中小企業經營困難，主要在于成本不斷上升，企業利潤下滑，極少部分能維持正常生產，目前來自國內、國外的訂單依然正常，但企業的流動性資金跟不上日常運轉和訂貨周期。由于從正規金融機構的融資渠道被切斷，中小企業轉而把高利貸當作救命稻草。據最近一些監管機構透露出的信息，溫州民間借貸大約達1200億的規模。而民間高利貸月息是銀行貸款利率的幾十倍，除了販毒、洗錢、賭博，在證券市場上有特殊渠道的公司當中，沒有任何一家正規經營的企業能夠承擔起這樣高的資金成本，這樣的利率也等于逼實體企業自殺。在融資成本方面，國有企業平均實際利率為1.6%，民營及中小企業平均實際利息為5.4%。

　　被融資難掐住脖子的中小企業，生存岌岌可危，整個民營經濟的發展活力大大受挫，中國經濟大局也會受到影響。民間借貸潛伏巨大的風險。這些年，由于勞動力價格和原材料價格大幅度上漲，人民幣匯率不斷提高，加上今年國家緊縮的貨幣政策，銀行連續10多次提高準備金率，企業要從銀行獲得貸款難上加難，無奈之下被迫轉向民間借貸，進一步推高了民間借貸利率，推大了民間借貸的規模，目前，溫州民間借貸利率已經超過歷史最高值，一般月息3~6分，有的高達1角，甚至高到1角5分，年化利率高達180%，而大多數中小企業的年毛利潤率不會超過10%，一般在3~5%之間。在利潤的誘惑下，相當多企業抽出生產資金，投向民間借貸。

　　銀行：釜底抽薪催債忙

　　“銀根縮緊政策再持續下去，到2011年末，中國將有40%以上的民企倒閉!”周德文對本報記者反復強調著當前形勢的嚴峻。他表示，溫州中小企業承受著“死亡”威脅的煎熬，這絕非危言聳聽。

　　在周德文看來，今年中小企業陷入嚴重的困難：融資越來越難，資金鏈隨時都有斷裂的可能，利潤大幅降低，生存空間被緊緊壓縮，已成不爭的事實。貸款難，資金短缺，是溫州中小企業普遍面臨的壓力。今年1-3月份，溫州市新增貸款投放僅相當于去年同期的66.5%，42.9%的企業資金吃緊。在最近調查的11家企業當中，有8家企業表示資金周轉趨緊。周德文告訴本報記者，溫州的一位企業家朋友最近向他訴苦“正為貸款的事急得寢食難安。”這位企業家的企業由于精心經營，發展良好，被溫州市政府部門確認為成長型中小企業。為了加快發展，去年向銀行貸款1000萬元，6月底有500萬到還貸日期，銀行的領導答應讓他還貸后重新給他放貸。這位企業家通過民間借貸，還了500萬貸款，結果銀行領導客氣的告訴他：“很抱歉，現在銀根收緊銀行已沒有貸款額度了。”企業家朋友一下子傻了眼，民間借貸高利息，根本無法承受，且已承諾短期拆借，馬上得歸還，另外銀行的500萬很快也到還貸期限了，怎么辦?資金鏈一旦斷裂，意味著企業就將停止運轉，急得他欲哭無淚。

　　周德文舉的另一個例子是信泰集團被巨額貸款拖垮的例子。該集團老板胡福林曾是溫州的“眼鏡大王”，最終拖垮信泰的，卻是幾乎陌生的太陽能光伏產業。2008年，國家拿出4萬億元以刺激經濟擺脫金融危機。那時正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銀行的信貸員甚至把貸款直接送到胡福林家里。信泰集團從銀行獲得貸款后，一舉斥資6億元，進軍光伏產業。周德文回憶說：“2008年銀行的利率是五六厘，一般借貸也就一分多一點，短期周轉的最多也就兩三分。”只要企業規模尚可，就會有許多銀行信貸員主動要求放貸給企業。也就是在那時，胡福林“頭腦一熱”，從銀行拿到了超過10億元的貸款，企業規模迅速膨脹數倍。{page_break}

　　但從今年初開始，為減少壞賬，各家銀行開始全力回收中小企業貸款。于是，斷貸像一場噩夢，突然降臨到中小企業面前。據統計，今年8月，溫州市銀行業機構小企業貸款比7月份減少373億元。銀行貸款“斷供“之后，胡福林發現，自己已身背八九億元的債務，本來期望用銀行貸款償還民間高利貸，卻失去了“拆東墻補西墻”的源頭。

　　政府：為企業減負責無旁貸

　　信泰集團胡福林9月下旬赴美國尋求資金拆借，卻被疑為“落跑”而引起軒然大波。他回國后于10月11日接受東方衛視專訪時說了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話：“政府也保證盡量大力支持我，政策上像原來一樣支持，銀行也表示繼續給我們信貸支持，所以我比較有信心回來，覺得有靠山了，有安全感了。”從胡福林的言談當中，人們能感受到政府對于化解中小企業危機所起的作用。

　　周德文認為，在平時，向政府依法納稅是企業應盡的義務，而當企業面臨資金緊缺的危機時，幫企業減負政府責無旁貸。其中，在稅收上給予更多的政策優惠，同時各種行政性費用也要逐步消除，以減輕制度成本。通過稅收、信貸、財政政策等多個渠道，促使企業轉型，從技術改造、生產工藝、經營管理等方面多管齊下，改變低價競爭格局，增強品牌影響力，提高企業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減少企業對低成本的過度依賴，增強企業競爭力。

　　中小企業經不起太多的折騰，如果他們的生存環境繼續惡化，他們可能就此斷了最后一口氣，真的邁不過“后危機”這道坎了。如果能夠減稅，那么就增加了收入預期，從而保證金融機構第一還款來源的穩定性和資金安全性。減稅可以加大收益預期，促進民間資本的有效投入，有效促使中小企業的技術升級和轉型，更加高效地投入競爭，維護市場的均衡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