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牌喬家大院與處理262家A級景區：18年評級迎復核風暴

7月31日，國家文旅部對喬家大院等7家5A級景區的處理公告好似平地驚雷，一下掀起各地復核A級景區的波瀾。經21世紀經濟報道梳理，截至當前，過半省份已經表態推進A級景區復核工作，至少10省市、自治區已公布全部復核結果，共計處理262家A級景區，涉及的4A以上景區占比47%，共有21家4A被摘牌。

其實三年前就曾有55家4A級景區摘牌，如今短短兩月余262家A級景區被處理，讓人不禁想問A級景區到底怎么了？

在21世紀經濟報道的調查中，中國景區的18年評級路線繁榮了旅游產業，也導致出現一種畸形的景區結構，“本來應該是1A和2A 數量較多，但實際上3A和4A最多”。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中國文化與旅游產業研究院院長鄒統釬指出。

因此，在中國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秘書長金準看來，這場A級景區的復核風暴是一件好事，它意味著文旅部正在改變“嚴進寬出”的狀態，建立起過程督導的機制。

“大考”再臨

從處理公告來看，“環境衛生差”“導覽系統不明確”“廁所革命滯后”“玻璃棧橋等高風險項目未取得屬地安全評估意見”……都指向了A級問題景區在衛生、安全和服務上的不足。“這恰恰反映了景區重視建設而輕視維護的問題。”鄒統釬認為，很多景區評級合格而保級失敗說明缺少常態化的監督機制。

“靠自查是沒有用的，必須有相關部門的常態化監督，新聞媒體也要監督。”鄒統釬還提到建立動態調整機制的必要性。其實，這也是政府對考核A級景區的初衷，在今年兩會的部長通道中，文旅部部長雒樹剛提到要對A級景區和星級酒店進行動態管理，健全退出機制。

實際上，這場復核風暴并不是頭一回。早在2015年，當時的國家旅游局摘去山海關景區的5A招牌后，A級景區是“鐵飯碗”的刻板偏見被打破。2016年，在國家旅游局的主持下曾開展了以4A和5A為重點的全國景區整治行動，長沙橘子洲和重慶神龍峽成為山海關之后被摘牌的5A景區，后者至今未重回5A序列，今年的喬家大院是第四個被摘牌的5A景區。

相比于2016年31個省（區市）55家4A級景區摘牌，這次的景區復核兩月余21家4A被摘牌，不得不說這是又一場痛下決心的“刮骨療毒”。

金準說，“歷史上，A級景區更多是起到一種引導提升作用，利用國家標準來解決很多景區在服務設施和內容上的不足。”金準認為，這種引導在市場運行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也缺少了一個放牌后的規范督導機制，導致很多景區成為“一次性工程”，后期放任自流。

從5A景區的數量增長來看，這場以評級促發展的路子也正在慢下來。梳理國家文旅部關于歷年5A景區評定數量后發現，2007年全國共有5A級景區66家，當前共有258家，十一年間增長了291%，但增長率在逐年放緩，相較于2010-2011年度57%的增長，2018年較去年增長只有個位數3.6%。

這場大考也成為了各地政府及景區“正衣冠”的鏡子。以河北省文旅廳為代表的省份宣稱要建立起優勝劣汰、有進有出、動態管理的A級景區管理制度，也有地方政府以此為契機探索新的管理模式，比如四川省文旅廳提出制定A級景區積分管理制度，實現復核常態化，同時對景區質量存在問題較多的市（州），收回當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門的3A級旅游景區評定權限。

A級景區背后生意經

有景區摘牌，也有景區掛牌。記者在梳理中發現，一些省份在嚴抓景區的復核同時，也新為一些景區進行了掛牌工作。9月29日，廣西省把南寧市金花茶公園等10家景區評定為4A級；10月9日，云南省授權了大理永平2個3A級景區；9月30日，河北省把24家資源稟賦好、創建意愿強的景區納入到了4A級景區創建序列。

一邊是摘牌的風暴，一邊是掛牌的熱情，評級18年，A級景區的增長態勢不減。2001年，國家旅游工作會議上評定了187家4A 級景區，成為A級景區在中國正式出現的標志。2019年5月發布的《2018年文化和旅游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8年年末，全國共有A級景區11924個。

更多地方政府為了參評A級景區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和人力資源。就新近來說，青島市9月出臺政策，對新評定的國家5A級景區，將給予一次性獎勵1000萬元（此前獎勵為100萬元）；云南保山市也宣布對成功創建國家5A、4A景區的縣（區）的創建主體給與2000萬元、500萬元獎補。

金準認為，這種對A級景區的熱衷來源于兩個原因。其一在于A級景區現在已經成為了金字招牌，不僅取得了客源的認同，同時也有其他支撐機構，比如金融機構在貸款融資上的傾斜。其二，政府近幾年越來越重視搞旅游，對政績的追求也是一方面。

“A級景區也是地方促銷好招牌，可以吸引重大投資。”鄒統釬表示，4A及以下景區的增多跟地方政府掌握評級權有莫大關系。

中國旅游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戰冬梅則提出，更多的原因來自于國民強烈的旅游需求，在某種意義上說，政府評定A級景區除了“面子工程”以外，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以評促建”。

不過，“我們的景區數量是很多，但滿足需求的并不多”。戰冬梅稱，現在的關鍵是如何從數量到質量，從多到好到優來發展。

景區評級越高代表景區的質量越好，而從現有景區的數量結構來看，占據A級景區更多的是處于中間層次的3A和4A。根據文化和旅游部資源開發司中國科學院旅游研究與規劃設計中心發布的《2017年度中國A級旅游景區統計便覽》，全國9450家A級景區中，4A和3A分別以32%和43%占據絕對數量。

“按照景區評級，應該是一種金字塔層級，但A級景區的數量結構呈現出一種奇怪的紡錘體結構。”在采訪中，鄒統釬指出中國景區數量的畸形結構，本來應該是1A和2A 數量較多，但實際上3A和4A最多。

鄒統釬將這歸因于景區的“逐利”行為。“景區對1A和2A沒興趣，但一進入4A和5A以后，盈利就會明顯增長。”除了吸引投資以外，高星級景區成為門票上漲的絕對理由。

艾瑞咨詢發布的《2018年中國景區旅游消費研究報告》顯示，從2013到2017年，國內高星景區在線門票交易額增長幅度為均超過兩位數，2017年增長額度為37.3%，交易額也從2013年的40.3億元增長到188.6億元。

商業化雙刃劍

盡管近幾年中國旅游市場一派紅火，持續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長，但用僧多肉少來形容A級景區的發展上也不為過。鄒統釬告訴記者，“能夠盈利的大都是4A、5A景區，3A景區吃不飽，5A級景區卻經常會有人流擁堵這種情況。”

尤其在當下，漲門票也已經不是一條“順勢而為”的路。在國家發改委兩度發文推進降低重點國有景區門票價格的趨勢下，景區的發展面臨一個岔路口。

金準告訴記者，景區確實面臨生存壓力，但未來發展會走向分化，類似自然公園這類的景區會依靠政府補貼和門票為主，另外一些如文旅類等比較放活的景區則可以探索一種更加復合多元的結構。

鄒統釬也表示，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法。“文化遺產類的景區應該降低門票，由財政撥款來維護，而主題公園等商業化景區，游客會用腳投票。”

但在追求多元化經營的道路上，并非沒有界限，因商業化氣息過重而摘牌的喬家大院即是一個案例。有報道指出，其經營權和管理權的分化導致了喬家大院的商業化野蠻擴張。

對此，金準持反對意見。“從主流看，絕大部分在中國更有活力的景區恰恰是兩權分化的景區。”他認為喬家大院過度的商業化并不是兩權分化的必然結果，而是在兩權分立的過程中，對于商業短期利益的過度追求。在他看來，在經營權的分離過程中，政府既要提前和運營商就可能出現的問題協調好細節，同時也要對景區的介入保持一個合理的邊界，過度插手會限制景區發展的活力。

而鄒統釬認為，對待喬家大院這類遺產性的景區，首先必須強調公益性，保護和教育功能放在第一位，經營性的服務功能應該放在第二位，“經營性的服務功能常以損害景區的多樣性、完整性、原生性為代價。”“我們強調的是經濟效益和開發，但國外強調的是保護。”鄒統釬認為，從標準而言，我國的景區發展已經走在了國外的前列，但國內最大的問題就是過度開發。

戰冬梅則稱，把握住游客需求，以人為本是最重要的。從根據《旅游景區質量等級管理辦法》來看，游客評價和反饋也是景區監督和檢查依據之一。

喬家大院只是個例，鄒統釬認為，還有一些問題是由于本身的臨時化特征造成了“浪費”，比如此次被二次通告的沈陽植物園，以及前不久被點名指出的青島世博園都在博覽會活動結束后就陷入了定位和管理上的混亂。

趕考之后的景區們，是否能看清前路，順利走下去？這篇調查，其實并沒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