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鑒定日趨市場化 DNA檢測行業百億市場可期
司法鑒定這一細分市場正在快速增長。
司法鑒定的市場化改革始于2005 年,彼時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布《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推行。此后,司法鑒定機構如雨后春筍,2005年至今,法醫物證鑒定和個人委托鑒定兩類業務快速增長,未來預計將保持20%以上的增速。
“司法鑒定范圍很窄,實際上只包括法醫鑒定、司法會計、精神病、建筑工程等門類。由司法部、司法局對申請單位考核作行政審批。而類似于古玩字畫的價格鑒定則更加市場化,原被告約定認可即可。”10月29日,國浩(天津)律師事務所律師張永泉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司法鑒定的委托方為法院,由司法部提供備選名單,法院核準后,由法官決定采取哪一家機構來做。實際訴訟過程中,為了避免出現腐敗現象,會采用搖號的方式隨機抽選。
百億市場
相對細分的市場與行政審批準入的放開使得司法鑒定在數十年間快速成長起來。
平安證券醫藥團隊分析師葉寅指出,DNA建庫和親緣鑒定預計將是法醫DNA檢測未來的爆發點,有望成為下一個爆發的藍海,總規模將超過200億。
所謂法醫物證鑒定,是指通過血液、細胞或其它體液組織對DNA進行檢測從而鑒定生物檢材的種類、種屬及個人來源;而個人委托鑒定業務包括了與法醫DNA檢測技術相關的個人識別和親緣鑒定。
其中,法醫物證鑒定業務量從2005年1.1萬件增至2017年的近22.5萬件,增長了近20倍,年復合增長率約為25.9%。
根據分類,司法鑒定通常包括:法醫鑒定,即對與案件有關的尸體、人身、分泌物、排泄物、胃內物、毛發等進行鑒別和判斷的活動;法醫精神病鑒定,即對人是否患有精神病、有沒有刑事責任能力進行鑒別和判斷的活動;刑事技術鑒定,即對指紋、腳印、筆跡、彈痕等進行鑒別和判斷的活動;會計鑒定,即對賬目、表冊、單據、發票、支票等書面材料進行鑒別和判斷的活動;技術問題鑒定,即對涉及工業、交通、建筑等方面的科學技術進行鑒別和判斷的活動等。
由于法醫DNA檢測技術已成為現代司法鑒定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其增速最為可觀,與此高關聯的公安機關DNA數據建庫建設是最具確定性的增長。張永泉分析稱,“它不僅是處置各類案件、重特大事故及自然災害等重大事件中最有效的技術手段之一;同時,其應用范圍不斷擴大到建立法醫DNA 數據庫以及親緣鑒定。”
但目前,我國DNA建庫率與英美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英國和美國的DNA數據建庫率為9.25%、4.71%,而中國樣本總量與總人口的比率僅在3.17%,前科庫、現場庫和失蹤人員庫分別占比為2.91%、0.11%和0.04%。
這意味著中國市場約有2000-8000萬的樣本缺口,在DNA建庫方面有非常大的發展空間。未來DNA數據庫預計按照800萬條每年的速度增加,那么公安機關DNA建庫的市場規模每年新增約10億;每條數據費用以100-150元計算,市場總空間將達到百億級別。
目前,國內DNA實驗室的年檢驗能力超過了1000萬條。而公安機關DNA數據庫建設一方面是實驗室建設,包括自建、合作、外包,涉及到檢測儀器的采購,另一方面是由于案件事故的不斷發生,公安機關的前科庫、現場庫、失蹤人員庫也將隨之擴容,法醫DNA檢測試劑盒的需求也與日俱增。
此外,新生兒基因庫檢測則是另外一個極具潛力的市場。目前,已經在廣西和重慶試點,如能在全國范圍內鋪開,按照每年有1500-1800萬的新生兒來計算,每份價格按1200元計算可得預計市場空間每年約200億。此外,受二孩政策的影響,約有650萬人口因戶口登記需親緣鑒定,按1200-1800元每次估算,也將達到百億市場規模。
市場化弊端
雖然對于上述四類司法鑒定,因在訴訟過程中可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定價水平被嚴格控制。但因缺乏配套的監管與行業自律,加上準入門檻偏低,使得司法鑒定一時間也出現不少亂象。
張永泉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解釋稱:“司法鑒定的價格由物價局核準,一般沒有議價空間,毛利率也不高。以DNA鑒定為例,設備相對昂貴,精度和出結果速度快的機器可能需要上千萬、便宜一點的也要幾百萬。此外,還要接受計量部門的抽查,并且算上人工、耗材試劑的費用后基本上利潤微薄。相對來說,比較賺錢一些的是傷殘鑒定以及傷情鑒定,因為不需要儀器,只需要拍照,根據客觀事實按照標準來給出鑒定結果。”
但一直以來,司法鑒定的腐敗問題仍為突出弊端。
以傷殘鑒定為例,由于鑒定等級可以或擴大或縮小,便出現了專門的“黃牛”與熟悉的鑒定機構勾聯,做虛假鑒定,夸大傷殘等級,向保險公司索取巨額賠償。例如,一般的交通事故中對于傷殘當事人最高保險賠付額是136萬元,平均每個傷殘等級13.6萬,每增加一個傷殘等級,可多獲得13.6萬元的賠付。
上海保險同業公會反詐騙中心相關負責人認為,這些“黃牛”本質上屬于代理人,“代理的出現不等于詐騙。他們不一定會買斷理賠權,他們會代辦、代理,而正常代辦是一個市場行為。”
“目前為了避免腐敗問題還會采取跨省委托,讓選擇更多。”張永泉對此表示,且這些機構的最大的客戶就是各地方法院,基本不接受個人委托,防止以此鑒定結果作為訴訟證據影響審判結果,進而造成負面的社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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