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丨探索新結構經濟學的脈絡

文 / 鄭磊

主流經濟學理論始終在解釋走在時代前列的國家的經濟現象。在十八、十九世紀是英國和法國經濟學家占據著經濟學理論高地，在美國崛起之后，美國經濟學家一直在主導經濟學的大方向。這些理論模型的最大缺陷是無法解釋和解決制度轉型期國家的經濟問題，這是因為經濟學模型大多是歸納性的，與特定國家的具體情況相關，很難構建一個適用于許多不同國家的同樣的理論模型。這就是中國經濟學提出的背景，對中國經濟問題的解釋也應形成適用于中國特定條件的經濟學理論。《論中國經濟：挑戰、底氣和后勁》是林毅夫先生近期出版的新書，作為新結構經濟學的創立者，這本書可以作為了解這一理論的主要文本。其中收錄的經林先生修訂的文章能夠代表該理論的原創思想。我們從中摘取一些重要觀點，做進一步的理論思考。

林先生認同社會資本、人力資本、技術資本、社會網絡、基礎設施、社會經濟政治組織、文化風俗，以及地理位置、氣候條件等也是對經濟產生影響的要素，同時指出“一個經濟體中屬于最根本的、可以作為第一推動力的自變量”，這些要素稟賦具體包括“資本、勞動和土地等自然資源”。這個觀點符合主流經濟學，但是對社會環境變量的重視不夠。要素稟賦確實比較容易測算，所以該理論認為它就是經濟體在某一時點的總預算，并決定了當時的要素相對價格。基于這個定義，比較優勢就等同于“基于要素價格，如何使提供產品或服務的機會成本最低”的數學問題。政府作用是這個理論最大的創新，林先生指出“只要政府發揮因勢利導的有為作用，在市場經濟中為企業家消除軟硬基礎設施的瓶頸限制”，這樣經濟體依靠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就能快速發展起來。而事實上，大量符合比較優勢的企業卻沒有自生能力，特別是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還需要其他重要條件，尤其是技術能力的提升。

對于如何獲取技術，該理論認為“可以假定存在一個可供各個經濟體中的生產者選擇的、給定的、外生的、資本密集度各有不同的產業和技術”，因此，“產業和技術的升級可以通過引進來實現，使創新成本和風險相對更低。” 這里有個重要假設：發展中國家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愿和需要引進技術，實現借力發展。換言之，技術是外生的，可以低成本獲取。企業能夠自由選擇的技術顯然也應該是已有的或者成熟技術。而中國在經過追趕式增長之后，在一些已經走在前沿的領域，已沒有可以借鑒的樣本，需要自行研發。

新結構經濟學支持產業和技術升級是“由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來驅動的”，要“研究如何提升要素稟賦結構，也就是提高人均資本的擁有量。” 但是，當投資邊際收益變得越來越微小時，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也越來越小。對于國家來說，現有產業的技術必須越來越好；必須有新的附加價值更加高的產業不斷涌現。換言之，這種比較優勢的變化應該能夠提供企業采用新技術和進入新產業的機會。這里所說的“比較優勢”是經濟學概念，而不是指企業經營上的相對優勢。對于企業而言，選擇行業賽道和技術首先要看自身是否有條件，并考量風險和代價。這是一個跨期規劃問題，中短期勢必會降低收益，通常也會發生不期望的沉沒成本。企業的積累和現狀是選擇的基礎，實力強的企業選擇技術升級的成功概率更高，這可以理解為企業的“比較優勢”。從企業角度看，這種優勢包括了企業資本積累、技術水平等，從外部環境看，營商成本是否足夠低，有無額外的外部資源支持。

政府確實能夠在很多方面幫助企業克服自身無法解決的難題，比如營商成本，創新所需的較大的前期投入以及高風險可能帶來的沉沒成本。“有為政府”是一個很好的概念，如果新結構經濟學能夠更清晰地界定政府和市場的邊界，為企業轉型升級提供必要的幫助，那么產業做強，經濟結構更加合理，優勢必將更明顯。這應該不僅僅是宏觀經濟或產業經濟層面的描述，也應包含企業行為的分析，要在概念上做出清晰區分，找出從微觀到中觀和宏觀的路徑，才是一個真正“結構化”的經濟學理論。